（本文转载自 儒学评论 公众号）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革新精神和革新传统，这种革新精神往往体现为“在守成中创新”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格局。其间，儒家“均平”的思想传统是其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要载体。而儒家“均平”思想的主调， 则是“调均”，即调节以致均衡。这种以“调均”为主调的“均平”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而谋求突破性发展的革新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影响深刻，对于塑造民族文化心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天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革新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先秦的“均平” 思想

一般认为，均平思想是儒家最早提出，具体例证是《论语》记载的那段著名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其实，在先秦时期，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有均平的思想，均平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利。

从文献来看，最早直接提出“均贫富”命题并以之为目标的均平思想，来自《晏子春秋》。作为齐国名相的晏婴，认为贫富不均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深乃至恶化，统治者从民间获取财富，应当适度，应当权衡不同群体的财  富情况而决定。他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社会人士的财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且应“正德以幅之”。统治者不能罔顾民生，要“知其贫富，勿使冻馁”，这样“则民亲矣”(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民众才能拥戴你。如果统治者“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 (《晏子春秋· 内篇谏下》)。晏婴作为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清醒地认识到调节均衡不同阶 层人士财富的重要性，其重要的指导原则，便是根据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调均财富，防止两极过于分化，防止富人纵欲无度而穷人铤而走险。在这个意义上讲，晏婴的“均贫富”思想，是从社会财富的合理调节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结合而出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晏婴这里，明确出现了“均贫富”的表述，这是古代文献里第一次出现的“均贫富”。

同为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国语》一书，也表达了均平的思想: “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器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 《国语·鲁语上》) 。这里的“平均”，是指统治者实行惠民的德政，就能使不同阶层的人士都能享受到其治国安民行政措施的好处，从而实现“君子务治” “小人务力”的各安其分的协调状态。

作为先秦时期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其均平思想十分突出。墨家忧民之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 ， 他们崇尚兼爱，要以兼易别，平等待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 ，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 。他们尚贤尚同，最终要达到“刑政治， 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的理想治世。墨家理想中的古代圣王，是明天鬼之所欲、避天鬼之所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祭祀恭敬、听狱公正，“分财不敢不均”( 《墨子·尚同中》) 。墨家这些思想，显然具有明显的均平倾向，以及通过均平而使社会和谐的目的。

道家虽然没有明确的均平思想，但是 《庄子》中关于“盗亦有道”的著名故事，对于分赃合理(“分均”) ，也是肯定的。在《庄子》看来，大盗“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 出后，义也; 知可否，知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庄子·胠箧》) 。这固然是调侃儒家的仁智勇理念，但不可否认其对于“分均”是持肯定态度。这里的“分均”，显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要以是否具备先入之勇、后出之义的行为作为标准，使得分配合理。

有趣的是，主张强权政治、崇尚“气力”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居然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理念。他说:“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   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韩非子·六反》) 在韩非心目中，通过调均税赋而协调不同阶层的贫富关系，是帝王治国安邦的必要条件。韩非认为，“均贫富”是“帝王之政”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尽管韩非并不是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均贫富”，但能够从税赋的角度提出“均贫富”，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与前述情况形成映照的是，儒家的均平思想不仅明确系统，而且前后继承、绵延甚久，影响巨大。孔子是儒家系统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并阐释“均平”理念的思想家。孔子对弟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孔子在这里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谈论均平问题的。有国、有家者，在社会治理中要能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的意识，否则社会就不安稳。这里的几个关键词需要注意。寡，自然是少; 均，指均衡，亦即合理、协调，而非多年来不少人所说的“平均”，贫，是指穷;   安，是指安定、安稳，不躁动，心理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担心东西少而担心分配不均，这里的均是均衡、公平之意。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说不担心人穷而担心人的思想不安稳。这里的安，是安稳、安宁、安定，与不满、动荡、躁动、不平相对。事实上， 孔子后面的话已经逻辑地诠释了相关意义。均无贫，意为如果分配均衡就不会有贫穷之感; 和无寡，意为如果和谐 ( 协调、中和) 就不会有短缺之感; 安无倾，意为安定( 安稳、安宁)就不会有愤懑甚至造反之心，不会出现政权倾覆的危机。可见，孔子这里的意思，本质上是要实行调均政策，调节均衡社会财富的分配，使大家感到合理，没有怨气，避免社会戾气弥漫，避免仇官仇富心态的出现，从而避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孔子之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以制民之产为重心的仁政思想，荀子所讲的“天下莫不平均”(《荀子·王霸》)的主张，都是儒家均平思想的具体表现。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孟子·滕文公上》)   这里的“均”，显然不是平均，不是齐一，而是合理、均衡。孟子不仅关注均，而且重视平。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孟子·尽心下》曰: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君子平其政。”(《孟子· 离娄上》) 荀子重视平，他的平主要是从政治行为方面讲的。他认为:“公平者， 职之衡也。”(《荀子·王制》)行政公平，是为政者履行职责的标准。他还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也。”(《荀子·王制》)“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荀子·富国》) “刑政平而百姓归之。” (《荀子·致士》)荀子认为:“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荀子·王霸》)“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这里的 “均遍”，是指普遍公平，亦即按照礼的原则治国理政，则没有人会感到不公不平。

概而言之，先秦时期关于均平的思想已经流行，不仅儒家大力申论，而且其他派别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在大力提倡。有论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方面颇为不同，但在主张均平、崇尚平均方面，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可谓中肯之论。究其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长期动荡，社会阶层剧烈分化，资源占有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深刻影响到社会发展和阶层之间甚至同一阶层之间的关系协调，故进步的思想家和明智的政 治家都力倡均平。当然，从思想发展的脉络看，先秦讲论均平思想的，儒家最系统最深刻，具有前后相继的连续性。

二、均平思想的儒学化: 董仲舒的调均思想

如同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虽为显学而毕竟只是争鸣中的一家一样，儒家的均平思想在先秦时期虽然系统深刻但毕竟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而已。真 正使这种声音持久不衰、产生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种基因的，是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努力。质言之，促成“均平”思想真正成为儒家的、儒学的，并借助儒学官学地位的确立而成为主流思想的，其推动者、完成者，是西汉 “为儒者宗”的董仲舒。

董仲舒针对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主张“更化”;   反对贫富两极过度分化，主张在仁政德治的框架中实行“调均”。而所谓“更化”，就是革新。

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策问中，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势提出了一系列改变旧有政治文教制度的主张。他特别重视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其“捐弃礼义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以乱济乱，致使社会乱象丛生。他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汉书·董仲舒传》)从这种认识出发，董仲舒提出了从经济到文教政治的更化主张: “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 董仲舒还提出礼法合用(德主刑辅) 的治国方略，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教化民众，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方针，倡议建设由郡国负责人察举属吏的制度，提出设立学校以养士的设想，要求禁止官吏 兼营商业，等等，都是其“更化”主张的具体内容。显然，董仲舒这些“更化”方略导引下的治国理政、人文教化的思想，无论是相对于秦王朝的暴虐无道，还是相对于汉代立国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都是具有很强革新精神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思想、新精神、新方略。

在董仲舒的“更化”思想中，“调均”是颇具特色而又十分重要的方面。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度制》中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 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所欲，欲无所穷，而欲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嬴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难治也。”董仲舒在这里不仅提出了要“调均”，更提出了明确的调均的标准和原则，相对于先秦孔孟荀的均平思想，是一个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这里引用的“孔子曰”后面的话，与《论语》记载的孔子原话不同。《论语·季氏》记载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把“寡”变成了“贫”。一字之差，反映了董仲舒直面当时贫富严重分化、要求调节均衡、防止社会矛盾过于尖锐而导致社会动荡、变“难治”为“易治”“善治”的愿望。董仲舒之所以提出要“调均”，是鉴于贫富严重分化，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个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从后世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不断的社会动荡可以得出反证。

董仲舒的调均，属于他“更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  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 。要想实现“善治”，就要实行 “更化”。“更化”的价值支撑，是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道”。为政者由仁心生发出的政治，便是仁政。而仁政的重要表现和现实结果，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上下  左右和谐共处。因此，社会群体不能出现“大富”和“大贫”这样截然相反的两极，否则，前者会骄矜暴虐，后者会忧愁恐惧愤懑不平，最终导致铤而走险。在第三次对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提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众其奴婢， 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汉书·董仲舒传》)  受大而不取小，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各安其分，使得利可均布、民可家足，这是“上天之理”“太古之道”。同样的思想，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度制》里也有申论。他主张 “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当官就不种田，种田就不打渔。已经获得大利者，不得再取小利。通过这些主张的落实，实现其“调均” 的价值目标。董仲舒这种调均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均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有学者认为董  仲舒用调均贫富去诠释孔子的“均平”思想，对于汉唐士大夫理解和贯彻“均平”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我觉得是符合实际的。

更化、调均、善治，推行并体现仁政德治，这就是董仲舒调均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个思维逻辑和治国理政的理念，体现了董仲舒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要 求，反映了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创新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从 根本上讲，董仲舒的调均思想，是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孔孟荀儒家的均 平思想，将其提升到社会协调发展、民众生活安定心态平衡、国家长治久安的 战略高度。因此，董仲舒的调均思想，虽然是从经济入手并着重解决经济问题 的思想，但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观念，更是一种强调公平的施政理念。这种调均思想，并不是很长时间里不少人认定的所谓 “平均主义”(无论是相对平均主义还是绝对平均主义) ，而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调节均衡以达到人们按其身份享受应有的相对公平待遇的中正和谐的思想。

从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逻辑路径考察，从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战略层面衡量，我们可以说，董仲舒的调均思想使得先秦儒家的均平思想得以儒学化。这里所谓儒学化，是指均平思想被纳入儒学价值系统，以礼治为核心，以五常特别是仁道为原则，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成为儒学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构成。董仲舒的调均思想，成为儒家天下大同思想、贵和尚中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的载体。历时性地考察，先秦时期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的“均平”说，当然属于儒学范畴，但孔孟荀的论说都还没有将其提高到基本治国理念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层面，故还不算 “儒学化”。这里所谓儒学化，是指调均作为一种基本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作为仁政思想、大同追求和中道原则的体现，而纳入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的儒学体系之中，或者说承载着并体现了儒学的基  本价值观念。

有学者关注到一个颇为重要的思想现象，就是西魏苏绰辅佐宇文泰治国时，在其作为治国大政的“六条诏书”中提出了“均赋役”。在关于“均赋役”的诏文中，他如此解释孔子的“均无贫”:“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该学者认为“这应该是自先秦以来首次最为明确地对‘均平’思想赋予区别贫富以相对平均赋役负担的内涵”，未免过誉，但这条解释颇具思想深度，倒是应当承认的。该学者通过一系列史料的考辨，对唐代均平思想做了颇有力度的阐释，认为“唐朝‘均平’思想的经济内容，在土地占有方面继承了董仲舒的 ‘调均贫富’思想”，可见董仲舒调均思想的历史影响，也可见先秦儒家“均平”思想被董仲舒“调均” 化、儒学化以后，所发生的重要作用

三、“更化”方略下“调均” 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来看，调均思想经过长期的濡染、传播和自觉不自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属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而这种思想传统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在守成中创新的革新精神分不开的，是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西汉时期在革新精神方面的重要体现。

从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层面看，调均的思想传统对于反对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和谐、践行中道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封建王朝有时也实行调均的政策，这主要表现为均田、限田措施，北魏的均田制以及相应的租调制，  北宋王安石变法实行的方田均税法等，都是具体的表现。从下层民众反抗剥削压迫、要求相对平均平等的层面看，调均的思想传统往往成为发动民众、 激励民众的思想武器。农民起义运动中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黄巢) ，“天补平均大将军”(王仙芝)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均贫富”(王小波) ，“等贵贱均贫富”(钟相、杨么) ，“均田”(李自成) 之类，典型地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于调均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鼓吹“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要求“平均地权”，主张“天下为公”，追求“大同” 世界。这些，都和调均的思想传统有着天然的文化血缘关系。从文化传统构建的层面看，从西汉董仲舒力主的调均，到北宋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 和苏东坡的“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刑赏忠厚之至论》) ，无不浸透着调均思想的精神。

综合而言，儒家以“更化”为治国理政方略的调均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一，丰富了儒家仁爱思想仁政理念的内涵。其二，彰显了儒家中和理想的价值，以及中庸的原则、方法及其意义。其三，在承认差别  的同时强调相对均衡，如不均衡则进行调节，反映了儒家重视整体和谐的社会理想。其四，体现了儒家的公平观，促进了社会公平意识的增长。当然，应当承认，儒家调均思想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度被农民起义领袖利用，演化出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成为后来“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民粹主义思想，从而使得儒家调均思想在社会实践中落空， 演变成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阻力。太平天国的实践及其《资政新篇》的空想，便是明证。从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白钢认为:“孔老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主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思想界，曾经产生过莫大的影响。历代一些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家所提出的‘均田’、‘均赋’主张，与孔老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 有着直接的承续关系，自不待言。就是宋代以后，起义农民每每作为战斗纲领的 ‘均贫富’、‘均田免粮’，恐怕也与孔子的这句话不无历史联系。”从总体上看，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起的是正面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并给予创造性继承。

儒家调均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之一，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首先表现为它有利于我们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能够绵延数千年，自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印记，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重要价值支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优秀成分、优秀传统。现在成为人们共识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调均的思想传统则是这些主流价值观的若干方面的综合性表现。要调均，就得有仁爱精神，就得有安民养民的理念，就得有正义思想，就得有和谐合作、整合一体的思想，还得有中道原则和方法。否则，调均在理论上就无法确立，在实践中就无法操作。在这种意义上，调均思想传统是在诸多优秀文化的支撑下，对分配问题的正义期盼和合理解决。同时，它也是在对诸多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涵摄、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优秀文化，并经过长期   的发展而成为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长深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多元并举，异彩纷呈，成为内在的精微的动力，调均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从文化重构的层面看，理性认识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于我们提升文化自觉的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讲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 包括调均思想传统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合理阐发和创造性继承。

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现今防止和解决两极分化，化解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价值。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候， 在市场经济导向的今天，提倡并鼓励竞争，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人都各擅所长，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甚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显然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差异，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的区别性对待，改革开放后实行梯度发展战略而出现的政策优惠与否的差异，乃至自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等，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发展程度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有的甚至发展到了两极严重分化的程度，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仇官仇富情绪滋生，已经到了必须严肃采取切实措施正确处理的时候。诚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问题，但问题仍然很多。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调均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智慧，从顶层设计入手，从分配制度上、施政理念上、价值观念上，以调节均衡为目标，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承认不同社会主体的地位和收入差异，又注意均衡发展、重视公平正义的有益鉴戒。我们今天的社会，物质丰富程度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社会上却弥漫着少有 的怨气和乖戾之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诸多原因，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普遍不满，是带有根本性的因素。某些特权人士特权利益集团的存在，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医疗、教育资源的严重分布不均和分配不均，官商勾结、 利用职权鱼肉人民中饱私囊的现象，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解决问题，比如调整退休职工养老金，连续十年逐年增加，并让公务员也交养老金;  倡导并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但收效并不如预期的理想，甚至刺激了民粹主义、平均主义思想的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注意从传统的调均思想传统中汲取教益，显然就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然，正如上文所论，调均，并不是要提倡甚至实行平均主义。我们今天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既承认合理的差异，又充分利用政府的能力调节均衡社会财富。至少，是能够让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横暴虐，让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忿愁苦。而且，调均不能局限于单纯 的经济利益方面，而要涵括政治权益、精神生活，以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方面。调均，要防止和反对平均主义特别是绝对平均主义。要从传统农民起义“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狭隘思想中解放出来，要超越平均主义、民粹主义的狭隘性。借用董仲舒的话说，调均应当是 “制人道而差上下”(《春秋繁露·度制》) 。

综上而言，调均的思想传统不仅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也有合理的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对调均思想的现代性阐释，对于我们如何鉴别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 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都有样板性的示范意义。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没有纯而又纯的优秀传统文化，任何优秀传统文化都要通过创造性 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发挥正面价值。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优秀文化传统的“调均”思想，是在“更化”的治国理政方略引导下而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这个 “更化”而“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显然颇具特色的革新精神。这个特色的根本之点， 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全盘抛弃否定此前的思想文化要素和价值理念，而是在创造性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进行转化，再结合时代条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内涵，从而使更化的思想和方略得到创新性发展，使革新精神彰显出新的时代光芒。这种在守成中革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并汲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