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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1]P432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必须改变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逆差”，加强意识形态自主话语权建设。意识形态自主话语权蕴含着认知图式、解释框架、思维方式。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科学性，还与基于“流动性”的自主话语权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如何扭转国际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逆差”状况，对于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与“话语逆差”
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利益的博弈，是依靠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等软性力量争夺人心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概念、范畴、范式等符号的“流向”体现言说者的利益与意愿，并在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舆论引导、价值渗透等方面产生影响他国的力量。目前，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交锋日益激烈，争夺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集中表现。谁在意识形态较量中一直处于“话语逆差”状态，谁就会最终失去国际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流动与“话语逆差”
“从词源学上看，‘话语’（discourse）来自拉丁语，是社会互动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的语言和言语方式。”[2] 法国哲学家福柯将话语与权力联结起来，认为话语具有权力特质和建构特性，它表现为语言、知识对个人或历史的影响过程[3]P245-246。英国学者汤普森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认，话语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真正所在地，是维持着统治关系的意义的真正场所”[4]。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词句、概念、范畴承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他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P533，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语言或话语，体现的是言说者的利益和立场。
意识形态话语是以“流动性”作为其权力建构与增能赋权的前提。这种“流动性”表现为，承载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及其逻辑表述是在交流、运用中传递价值观，释放出吸引力和感染力。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要想产生引领性的力量，就不能封闭于狭隘的时空内，只有在流动中才能生成影响力。意识形态话语依靠“流动性”建立联结关系与意义关系，进而形成话语场域。实质上，封闭式意识形态话语会因为其“活性”降低而失去吸引力，甚至陷入话语权力的自我僵化危机。说到底，意识形态话语权要靠标识性语词、概念、范畴的流动性来建构与巩固。
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逆差”，就是在特定话语场域因言说者的“话语流向”而产生“话语鸿沟”的问题。它通常表现为，处于弱势一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向外”流动性差或流动不畅，供给与传播词句、概念、范畴、范式的能力较弱，更多地是“向内”引入或跟随他者意识形态核心话语，难以真正取得对自主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界定权、传播权和评判权。一般而言，处于意识形态“话语逆差”地位的一方，会不知不觉陷入“强势言说者”的话语逻辑，以他者的语言系统表达自我，或者借用他者分析框架解读具有特定时空意涵的社会实践。由于未能有效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界定权、传播权和评判权，因此在被操控的“话语场域”中就难以自我赋权，以致受制于人。在这种境况下，意识形态话语“顺差方”以非强制、隐蔽化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引导他人在不知不觉中认同言说者的话语逻辑。意识形态话语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问题在于，唯心主义者把原本产生于特定时空的思想认识、政治观念、价值取向等，从外部嵌入意识形态话语“逆差方”的思想深处。于是意识形态话语就可能被视为超脱现实的独立性存在，成为描述客观事实甚至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源。如同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所担忧的那样：“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5]P553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话语“逆差方”因无法通过话语的运用产生支配性权力，最终就会出现“失语”或“跟着说”的现象，很难在意识形态博弈中赢得认同空间。
从深层次看，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存在“话语逆差”问题，主要是因为言说者缺乏极具穿透力的问题论域与解释框架，无力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进行话语赋权与议程掌控。具体而言，它包含两层相互关联的逻辑，其一，在“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提问方式上亦步亦趋。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空洞的存在，它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意识形态话语“逆差方”恰恰是没有对复杂性世界的问题域进行深度剖析，轻描淡写地表述复杂的现实世界，以至于意识形态话语缺少反思与想象空间。其二，意识形态解释框架降低为缺失特色的他者话语。这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上的“拿来主义”痼疾难消，话语供给不足，缺乏直抵人心的深刻洞见，从而衍生出意识形态信息的“话语鸿沟”，丧失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掌控力。
（二）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话语逆差”及话语权状况
如果我们将视野推向更广范围与更长时间段，那么不难发现，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看似纷繁芜杂，但真正拨开迷雾就会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权争夺始终是其基底与主线。表面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内部也争论不休，可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总体性意识形态”大幕下的利益歧见。（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一旦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西方价值观拥趸者迅速搁置乃至弥合分歧，使出浑身解数攻击不同属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意味着，探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逆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及话语权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此消彼长。冷战之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在全球化浪潮演进中发生深刻变动。回眸历史，“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提出过系统的改变旧世界的理念，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并影响了许多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苏联还通过共产国际、经互会、华约等组织和一系列多边外交活动，试图建立取代已有国际秩序的新机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之一，曾经影响着半个世界的命运。”[6] 无产阶级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巧妙配合、工业国有化、发展党内民主等，带有社会主义标签的话语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局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全新理念，并通过自身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议题和国际规则的走向。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增强，为正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亚非拉国家带来希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以及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及其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话语流动性”。冷战大幕开启后，意识形态话语权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两大意识形态系统各有优势、此消彼长，呈现激烈交锋与胶着对峙的状态，意识形态话语的“顺差”或“逆差”现象交替出现。
随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以及西方强大的话语攻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逆差”问题越发明显。苏联社会中“个人崇拜”之风、“全盘否定”思潮、修正主义倾向、“三和两全”右倾机会主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提法以及西方不间断地实行和平演变策略，使得社会主义话语失去吸引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在全球占据话语霸权地位。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逆差”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上是西方借助“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全球范围内诋毁共产主义话语。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阿多诺主编的《社会学》上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为肇始，高擎资本主义价值观优越旗帜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话语，并且通过迷惑性的西式概念推崇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7]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8] 、尼克松的“不战而胜”[9] 、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10] 更是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肆意传播，严重挤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空间。虽然此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启，但是面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话语逆差”问题。事实上，随着西方思想纷至沓来，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明的冲突、历史终结等思潮或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如影随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强势推行其文明标准、价值理念及其制度模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陷入被动状态，通常是西方设置议题，我们跟着讨论。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攻击，我们也没能进行有效应对，以至于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信息“向外”流动性趋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逆差”问题突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占据霸权地位。
本质上看，尽管国际舆论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甚嚣尘上，但这并不能削弱以下事实，“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实质上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怀有天然好感的排他性政治观念。这种依靠污名化手段翼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过是将资本主义话语封闭于自我陶醉的意识形态“信息茧房”中。我们应该警惕此类错误思潮打着“淡化”“终结”“趋同”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话语逆差”塑造优势性话语权。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联苏抗美”时期，还是“反美反苏“”联美抗苏”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初期，每当我们关注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立性、努力缩小“话语逆差”时，就会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诸如求同存异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三世界理论等就是有力佐证。相反，每当受到“意识形态终结论”迷惑时，就容易在西方话语霸权的侵蚀中拉大“话语逆差”。因此，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话语逆差”问题背后折射出话语权力的地位与格局，掌握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必须改变“话语逆差”状况。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话语逆差”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方位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多种方式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良好的国家形象。但是，由于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宣传水平、能力不足等的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话语逆差”问题，并给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挑战。
（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供给质量与国际“流动性”之间尚有落差
在当前国际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中西方话语之间还存在“话语逆差”，这就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质量亟须提升。具体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供给质量与国际“流动性”之间尚有落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依然是国际舆论中意识形态范畴与理论的主要供给者。近年来，我国通过提炼概念、创新理念、打造媒体、拓展平台、增加交流等方式提升意识形态话语质量，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明显增强。问题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各种话语，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的各种西方术语随着商品、资本传播到全球各地，形成西方话语霸权[11]。“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庞大的媒体优势，创造了包括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并垄断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12] “普世价值”、意识形态趋同、文明冲突、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思潮和理论充斥着国际传播领域，相较而言，中国输出“原创性且富有影响力”话语的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如何落实习近平提出的“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P346 要求，还需要继续努力。
二是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仍然偏弱。当前，西方“通过‘文化殖民’，重新塑造‘他者’的偏好标准和制度议程，用其文化逻辑去替代‘他者’的文化逻辑，将‘他者’文化导入自身的话语轨道。”[14] 在此情况下，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受到削弱，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不足。面对全球热点议题时，我们有时还处于“被描述”“跟着讲”的状态，特别是对“中国崩溃论”“中国新殖民论”“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话语的回应力还不够。
三是将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国际规则的能力不足。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善于将自身的主流话语转化为国际规则。近年来，尽管中国在网络安全、发展模式、环境议题等领域具有一定的规则制定优势，但整体上仍受制于西方，甚至更多地是在西方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下参与国际标准或国际规则的制定。
（二）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能力尚待提升
一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结构性失调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意识形态对外宣传理论资源开发不足。近年来，我国在实践层面积极推进主流价值观的海外传播，出台了很多可操作性措施，并在国家形象塑造、全球性议题设置、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实践方面的努力仍然缺少坚实的意识形态理论支撑。我们还没有有效开发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的理论资源，缺乏一套兼具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学理体系，以至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能力依然不足。特别是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内容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形式上更多地是聚焦于武术、戏曲、儒学等方面，缺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概念鲜明、逻辑自洽、易于传播的对外宣传话语，也还未能将我们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其二，意识形态对外宣传渠道资源开发不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的渠道更多地是依赖国家主导，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央媒宣传等方式，尚未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民营传媒、文化产品、学术交流等渠道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全媒体、微媒体、融媒体等资源的国际影响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巧妙借助西方平台发声的力度还不够，亟须“借船出海”、奋起直追。
二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资源整合存在协调性问题。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资源的交互整合能够促进各个传播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同向性合力。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资源缺乏整合机制，单打独斗问题突出，各个要素之间协调不足，难以产生耦合效应。这主要表现为，在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内容上，较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在宣介中国发展变化方面尚有不足；在意识形态对外宣传话语上，官方话语、学术话语、民间话语、媒介话语缺乏融通，同样的范畴在概念意涵、理论依据、故事叙述等方面各有所表，甚至存在彼此矛盾的话语系统；在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动力上，政府与社会力量协调配合机制不完善，意识形态话语对外传播仍然取决于政府推动，没有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产品的市场化、产业化动力不足。主流媒体、高端智库等投入大量资源推广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但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仍然需要我们发挥社会组织、市场力量等的作用。
（三）西方在涉华议题上的偏见挤压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空间
一些西方国家极力炒作涉华议题，利用热点事件和国际问题攻击马克思主义，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对中国快速发展抱有疑虑，担心对西方霸权构成威胁，所以带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质疑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故意贬低、抹黑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对于中国在民主、人权、法治等领域的成就进行“污名化”，以各种版本的“自由指数”“民主排行榜”“人权报告”等大搞双重标准，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模式。西方利用网络媒体散布形式各异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设置障碍。例如，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Tik Tok、WeChat等科技公司或平台，在国际报道中将其塑造为“操控数据”“意识形态渗透”“泄露隐私”的形象；又如，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个别西方国家将其归结于“暗含地缘政治、文化、经济考量，甚至也不能排除军事战略考虑”[15] 的目的，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债务陷阱”“附带枷锁”等意识形态偏见话语迷惑世人。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偏见，习惯用西式思维和价值观解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的经济制度与价值体系产生了冲击，与一直以来西方将东方视为落后、愚昧的固化心态相悖。于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与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就进行诋毁或否定，借此证明西方文明不可超越。实质上，西方在涉华议题上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潜藏着不可告人的思想控制目的。他们试图通过抹黑、贬低、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人们解读中国提供西式分析工具与想象框架，最终实现一种制度模式上的替代或置换。
（四）缺乏建立在意识形态自信基础之上的“自我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并且提炼和传播“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新发展理念”“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标识性概念，意识形态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但我们在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上仍然缺乏将新理念转化为传播优势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还未真正成为“能思和批判的主体”[16]、形成自觉和独立的自我表达。一方面，对外传播中的理论自觉意识不强。特别是对自身的发展优势、概念范畴、理论特色、话语风格缺少清晰认识，以致向世界阐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时存在政治宣传意味过浓、概念边界模糊、理论自洽性不强、故事挖掘不深等现象。另一方面，落入西方学术解释框架的窠臼，丧失自身特色，致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广泛性受众，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遭受误解和排斥。
这种现象固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尚未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自我主张。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这意味着，增强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必须要具有坚定的信心与充足的底气，不能唯唯诺诺、含糊其辞、自我矮化，甚至将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拱手相让。“没有文化自觉、精神独立、核心价值，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下就容易丢失自我。”[17] 如果我们缺少彰显我国核心理念的能力，难以向世界传播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那么就有可能被他者宰制和歪曲，甚至在意识形态国际传播领域倾向于模仿西方，丧失自身特色。
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主话语权的建构
“世界历史进程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取得关键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与世界全面接轨的重要标志。”[18] 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逆差”状况，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主话语权，应该采取立体化策略，以统合思维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
（一）构建体系化与自洽性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增强话语质量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提升自主话语权的关键是向世界贡献高质量话语，提出独立见解，这无疑需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体系化、自洽性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话语权是指说话或发言的资格与权力，它建立在扎实的知识体系基础之上。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凝聚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核心价值、执政理念、政治信仰，能够为国际话语权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确证。
实质上，主流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自主话语权的崛起过程。这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理基础。就当前来说，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增强意识形态基础理论研究，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密码”。特别是阐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跃迁背后的理论逻辑，提炼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范畴，形成兼具科学性与融通性的知识叙述和严密论证。从功能上看，这套意识形态对外宣传知识体系，既要有效揭示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魅力，又能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充分展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生命力。
（二）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增强理论自信，提高意识形态解释力
一种意识形态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可，关键在于它是否可以回答当今世界难题。从中国理论的开拓创新及其实践成就看，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应具有巨大吸引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了兼具前瞻性与科学性的创新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的提出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与认同度。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就是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解决世界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增强意识形态自信，并不是盲目自大，以先入为主的对立性态度审视其他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科学性原则，着力解答人类面临的贫富差距、恐怖威胁、生态破坏、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棘手难题。针对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嚣张论”等偏见认识，要积极引导，展开有理有据的批判。防止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出现“自我矮化”的问题，甚至底气不足、羞于表达，为西方价值观挤压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提供机会。因而，必须提升国际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和研判能力，勇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提高我国在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自主话语权，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以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注重分众化与差异化传播策略，提升全球性议题设置能力
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主话语权，还需要借助传播平台将中国先进的价值理念传递到海外，并且能够让受众接受、认可。因而，对外宣传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根据受众特点和具体环境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善于将意识形态信息精准传达至国际社会，提升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方面，观照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接受习惯，实施分众化传播策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效果，不能自说自话、单向灌输，而要精准分析受众的知识需求、话语需求、情感需求、价值需求，根据每个群体的年龄层次、思维习惯、政治信仰等不同特点传播意识形态信息，真正解决“有人听”和“愿意听”的问题。要善于运用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方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清楚、说透彻，根据国际受众的需求和感受，巧妙设置意识形态话语议题，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善于发挥官方平台与非官方平台的作用，实施差异化传播策略。除了继续利用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媒体平台的优势外，还要加强网络新媒体资源建设，发挥China Daily移动客户端、CGTN微视频等作用，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受众，拓展传播形式，善于利用影视艺术、流行音乐、学术论坛等方式宣传中国的核心理念，根据传播背景、受众习惯、舆论环境等差异化因素交替使用官方平台与非官方平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效果。
（四）以共同利益为切入点增信释疑，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积极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国际社会把我国意识形态置于西方文化中心论框架中进行解读，甚至故意贬低、抹黑我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理念的现象，进行有效辩驳，消除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解与偏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我们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国外民众对我国基本国情、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良好形象。
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与偏见的关键是增信释疑，这需要寻找利益交汇点，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要维护本国核心利益，还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尤其是遭遇全球性问题时，应该在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协商，共同面对危机。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让各国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红利，在互利共赢的国际交往中真正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发展模式、价值理念，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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