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思政学者 公众号）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现代化进程在近代西方率先得到推进，可以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同步同程、与现代文明相伴而生，“文明概念本质上也与现代性这一概念及其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1]P20 站在时代高度的现代文明概念与“现代性”概念同根同源，西方现代化进程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生成了阻滞人类文明进程的现代性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先发优势”使其掌握了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生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想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指引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且甚至也试图规制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后现代学者用启蒙所开启的理性主义框架来思考现代性，并通过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和独断主义的权力话语渗透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打着文明的旗号输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文明等级论等思想，这种种思潮均非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理论立场和思想逻辑，也无法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更不能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良方，反而有将其引入歧途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深度剖析、对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探索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原则构想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内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理论渊源。聚焦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大势，洞察世界文明格局及其走向，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属性，这都需要我们回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现代化的生发逻辑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泛指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文明”的历程，反映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人类社会演进规律和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等整体性趋势。现代化生成的时空场域与人类文明演进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与人类现代文明同步同程，既关涉世界族群发展的多样化特质，也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共同价值理念，既关涉历史长河不间断的发展逻辑，也体现着空间上不同地域的文明样态，它包含传统与现代、同质与异质、兴盛与衰落、低级与高级等多重文明话语。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形成的形态与思想，无数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都在思考人类文明的规律、走向和进程，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从尼采的“上帝已死”、卢梭的“文明的悲音”再到后世的“历史已经无事可做了”“断裂的历史”，无数振聋发聩的呼喊吸引着理论界的目光。神学文明观、理性文明观、唯心文明观以及后现代断裂文明观、文化虚无文明观等等，可以说大放异彩，各异其趣。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它的发展脉络、模式、样态等等，均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里有所体现，从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之争，到对“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所造就的资本的二重性，再到共产主义文明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出了一整套关涉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与规律的观点。（一）资本逻辑的文明批判：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逻辑现代文明在工业文明和资本逻辑中逐渐生发，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得到发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处时代，透过“资本”繁荣发展的表象，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悖论”，辨明了资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文明等多重西方现代化的制度、经济话语，提出“资本”经历了从“创造文明的逻辑”到“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2] 又从“追求增殖的逻辑”开始了“异化”现象。我们注意到，正是这种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扬弃，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资产阶级通过其政治统治，以“资本动因”和“资本逻辑”创设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可见，资本是资本主义文明运行的根据，“资本逻辑”彰显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否认“资本”所带来的文明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浩如烟海的著述文本中，对资本“文明面”的论述非常丰富，尤其是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如资本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对世界历史的开辟进程、促进文明民族与文明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恩格斯还从文化形式、文明人等角度论述了“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P97 确证了文明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在论述资本主义“文明面”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剖析了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所产生的杀戮、掠夺和奴役的野蛮性，指出了资本在开辟世界市场中也产生了阻滞文明进步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P419 还提出，资本主义文明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5]P822 资本主义作为文明形态和制度要素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往往以伪善的面目包装自身的霸权思想，一边输出“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念，一边以武力进行文明征服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文明悖论”与“异化现象”，指出“资本”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否定自己的工具和将要使用这种工具的人。资本主义的内在自否性特征，注定它只是人类文明演进长河的一个阶段，必将被“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所代替。马克思根据资本自身的逻辑，审思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动力，即“生产”及其变革，“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P15 这与西方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之上的人类文明演进逻辑全然不同。“资本”作为动力对于世界历史的推动有其局限性，只有关注到“生产”等根本要素，才能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阶到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真实的需要阶段。资本在物质积累所产生的“拜物教”影响下，用自己的原则建立了新世界，并且在这种新世界中造成了“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存在着以“物的依赖性”代替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文明异化现象。人格化的资本资产阶级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通过对封建主义制度文明摧枯拉朽式的摧毁，实现了对社会运行的实质性统治，将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化约为“现金交易”，将社会运行的逻辑简化为资本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自否性特征，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悖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也是人类社会直至今天还无法消解的“现代性问题”。（二）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道路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而通达现代化道路的可能，阐明了沿资本逻辑所开辟的西方现代化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必然逻辑和唯一道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和探讨俄国公社时，提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俄国文明道路探索的阻碍。“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6]P462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形态，如果不考虑本国国情和基础条件，选择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路径，就会丧失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马克思曾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详细论证了东方社会或者说亚洲社会在经济形态、所有制关系、社会结构和文明动力等层面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认为东方国家并不具备西方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所创造的基本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提出俄国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即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发达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现代法治等等，但需要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跨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特定价值观等。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成为探讨东方国家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思想，内嵌在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文明观之中。西方文明或者说资本主义逻辑也把东方文明拉入了现代化的漩涡。在这方面，马克思也有过相关的论述。如马克思说：“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7]P40 这正说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不是改良与忧思般的局部变革与超越，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联系的本质层面，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真实超越。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在生命的晚程，在试图破解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基础上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和自我调适能力。一方面，他们在考察历史资料的进程中，看到了“1873年：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破产，紧接着是奥地利的银行倒闭，德国的重工业刚刚由于战争的努力和铁路、轮船的建造经历了资力雄厚的扩张，就遭遇到价格上涨，利润下跌，不得不收缩”，[8]P149 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在经历衰退之后，德国保护主义的兴起，法国开凿运河的工程，美国铺设新铁路，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的新经济可能。因此，不论是对人类文明的思考还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度阐发，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采取变化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并不是割裂的、机械决定论的论调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所洞察到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调适功能与抵御功能，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相悖，而恰恰反映了其整体性和一致性。（三）共产主义文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想形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包含着通达共产主义文明理想形态的未来构想，为资本现代性问题开具了“药方”，为现代文明找寻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构想中，共产主义“将是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3 1844年恩格斯《致马克思》一信用“旧文明”指称整个资产阶级文明，而用“新文明”指代共产主义文明。《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已经比较清晰地描绘了共产主义文明，提出“自由人联合体”是共产主义文明的最终归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它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最终价值诉求，将个人的发展与“联合体”的演进关联起来，并在新文明中实现了高度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希望用教条式的解释来界定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细节，而只是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共产主义的存在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灭异化、私有制、“三大差别”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否则，共产主义即便实现了也将被颠覆。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了在生产全球化的时代，共产主义将摆脱地域性而呈现为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世界历史性使得交往发展到普遍交往，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才能得到满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希望教条化“共产主义文明”，而是将其认定为一种以“实践”为中介的社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基本遵循后，并未对其进行基本模式的确定。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是在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下，根据现实条件和时代进行选择，用合适的道路通向共产主义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无产阶级无疑是受奴役和迫害最深的阶级。这意味着他们最渴望改变自身地位和身份，变革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共产党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及愿望，对无产阶级最为了解，这也决定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承担起消灭“旧文明”与创立“新文明”的初心与使命，人们追求新文明的道路极其曲折和艰险，但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昭示着共产主义文明终将会成为人类的实然存在。

二、主体·道路·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P7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我们迈向新征程的根本目标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相结合、将共产主义文明构想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所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属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的“中国样本”。它助力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注入蓬勃生机和活力，使共产主义文明渐具现实性形态。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主体逻辑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的以人的“对象性活动”为文明主体的观点，并将其“人民立场”内化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目标与方向；在道路确证上，坚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社会主义属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探寻通达共产主义文明构想的可能路径；在价值旨归上，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提升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新的世界观。（一）主体逻辑：“人的对象性本质”与“以人民为中心”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一些哲学家、思想家都将人类历史进程与文明发展理解为跟人性、人的本质相关的意志活动，并寄希望于人通过对自身理性的改造来弥合社会中的负面消极因素。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3]P97“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0]P591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赋予了文明以物质性、实践性，将其从形而上的领域拉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追寻“人的对象性本质”，将人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讨论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特征，文明的任何形态都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只有将人类文明演进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才能为其找到发展路径与方法指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人的对象性本质”被作为某种外在的、物质的东西，与人分离，人不再作为真正现实，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人性的假象”进行肯定，并通过“对象性活动”阐发了“人的对象性本质”，批判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纯粹的“理性辩证法”，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在资本主义话语语境中，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尽管资产阶级革命也高举“人民”的旗号，但其维护的却是特定阶级、少数人的利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现代化作为“人的现代化”来展开，赋予人在人类文明演进、现代化发展和解决现代性问题中的主体作用，正是将人的主体性重新拉入到人类历史的宏大进程，才真正解决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始终将人民本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人的主体力量的再次确证。“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和最终归宿。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共同富裕基础上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的、秉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发展原则、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对资本逻辑所造就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异化”的纠偏与矫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本逻辑”，以人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类文明演进主体力量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动力之源。（二）道路确证：“跨越卡夫丁峡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化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开启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对西方隐藏在文明话语背后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西方中心论”等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为全人类谋求解放的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依据本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现代化道路，是以举世瞩目的成就科学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思想逻辑深度继承与守正创新的道路。马克思当年也关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及其文明，探寻非西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他在致查苏利奇的多封信件中表露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而吸取其一切优秀成果，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意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就对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个性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恩格斯认为，统一性是指任何民族都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由原始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是必然的。多样性则指不同的民族在进入文明时代时，会基于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制度状况、文化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到它进入文明时代的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使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构想通达“共产主义文明”未来样态的必经之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属性的基本规定。这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和经验，并最终形成了既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又充分尊重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生机与活力。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绝不是要以一种文明代替或消解另一种文明，而是强调在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的国家寻找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文明道路。（三）价值旨归：“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拓展，文明及其概念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下，西方社会通过资本增殖逻辑不断鼓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成果，认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所展现的特征也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必须仿效并遵循的“样本”，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说”成为讨论文明形态的唯一范式。马克思恩格斯则超越了时代、超越了资本话语逻辑，指出了一条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旨归的全新现代化思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悖论”，破除了“虚幻共同体”的迷雾，为走向“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实践遵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增殖的诉求、资本积累的冲动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全球寻找产品市场与原料产地，造成的客观结果是交往的全球化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也逐步扩展至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寻找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的闭关自守状态，地方和民族的相互交往和依赖日益普遍化，使历史日益呈现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所要创造的文明世界是一个实现资本增殖，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既关注宏大的历史文明的连续发展，又关注到了文明民族、文明国家的文明特质与道路选择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世界族群文明特质的肯定、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寻、对文明道路选择的尊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确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引领当代文明实践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所表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旨归，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人类谋解放”的价值意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推进，不仅拓宽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也使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样本，也影响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对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进行合理建构的实践进程，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赓续的规律把握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在为全人类谋解放的价值旨归和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提供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9]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扭转了“文明蒙尘”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从“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模式到“自主探索”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从“照搬照抄”到“自我革命”，以先进政党的领导塑造现代化的政治文明、以人民至上的原则创新现代化的社会文明、以高质量发展谋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叙写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2] 只有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征程中进行考察，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才能洞察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才能进一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推动意义。（一）从“文明蒙尘”到“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文明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文明蒙尘”到“伟大复兴”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中国文明叙事。从“文明蒙尘”到“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智慧”为方法，以“中国问题”为主线，以“中国道路”为路径，以“中国方案”为选择，围绕中国现实展开了当代中国文明叙事，衍生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话语逻辑。“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3] 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深重灾难下开启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且经历了从学习“器物”“制度”再到“文化”的阶段，围绕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现代文明叙事。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将遮盖的尘埃褪去，还开启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向世界有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下的当代中国文明叙事，走出了彰显中国经验、传递中国故事的中国特色的文明复兴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叙事层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石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要义，将经由启蒙、理性、神学所架构的形而上的、工具性的、虚空的“文明”重新拉入到“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中，强调人的“对象性本质”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根本力量，赋予文明以实践性、物质性，告知世人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标准与普世文明，要根据现实语境和发展条件创造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形态，发展本国特色的文明道路。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起点上，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召。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途上的最强音，是正在创造和显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地具有其内在规定性，也因此决定了它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基本性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对复兴的主要内容、核心议题、根本走向和理论依凭进行详细分析，这不仅是重要的道路选择与实践指向，更是关涉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4] 从“文明蒙尘”到“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文明叙事，需要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彰显，更是将中华民族5000多年赓续历史文脉谱写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华章的实践确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旨在于重振文明对时代的引领作用，实现中华文明的跃升与辉煌。复兴，这里的“复”不是传统哪个鼎盛朝代的“复”，也不是某些传统文化形式的“复”，更不是某个制度繁荣时期或技术发展时期的“复”，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的探索那般，是对中华民族绵绵不绝五千年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明特质的现代阐释，是“更高形式上的复活”。这里的“兴”，“兴”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开创的既扬弃又高于中华传统文明、既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又区别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兴”的是成功在现有的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下走出的一条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新道路。（二）从“被动卷入”到“自主探索”的当代中国实践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被动卷入”到“自主探索”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理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中国实践参照。“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从文明的制度主体、文明的价值关涉、文明的未来走向等层面对现代化发展进行了规制。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普遍将西方现代化方案视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并且认为西方现代化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道义优先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确信了这条“单一文明路径”，无视其所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等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早就确认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既无法突破发展中的社会条件，也不具有超越资本困境的领导性力量，使自身的发展陷入西方现代性困境和瓶颈之中。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文明侵略中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伴随着深重的民族劫难和强烈的实现现代化的渴望，逐步踏上一条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这种对现代化的求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呈现出从被动到自觉的实践逻辑。（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从“新中国”到“新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由这些具有标识性概念串联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个历史与现实，是理论设计变为具体实践的必经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所经历的路径和实践。“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9]P1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验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具体实践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人类文明与发展道路的最新形态，“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5] 同时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9]P16（三）从“照搬照抄”到“自我革命”的当代中国理论觉醒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照抄照搬”到“自我革命”的中国方法与中国智慧，映照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中国理论觉醒。“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9]P19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起点，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路径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先发式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理论体系建构中生成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和引领力量，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摒弃了原有的“照抄照搬”转向“自我革命”的理论觉醒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执政的必然逻辑、政党使命的责任驱动、治国理政的独特模式，主动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警醒我们，文明问题不是简单的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文明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与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揭示、对人类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探讨，确证了文明道路发展的多元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不能仅仅通过一国或多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来评判。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沿着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进路，可从纷繁复杂的文明思潮与文明议题中，厘清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尊重文明发展特质与道路选择，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导向指引，才能真正推动人类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稳步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国际上的积极作为，也有被西方学者和政客界定为是一种“搭便车”，认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并未积极付出却坐享西方现代化的红利。也有西方学者擅长“污名化”，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和“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或者借用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冲突理论框架将中美贸易战解释为意识形态冲突。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世界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但还是有一些人始终抱持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思想，不仅将资本的“野蛮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罔顾时代的发展，继续为其文明优越论和等级论增添新的打压形式。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明生发逻辑和实践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详细阐述了文明演进中产生的多重可能性，既关注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和多文明主体所形成的合力及一般规律，又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因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化差异所形成的独特样态；既强调了文明的共同价值与原则，也竭力保护文明的差别，强调了文明一般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客观情势。这样的理论基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丰富的理论底蕴与特质，为引领世界文明的多样实践、创新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实现人类文明的再度跃升提供了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保持坚定的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4]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指引下，通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而提出并得以演进的。不管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勇于自我革命话语的提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摸索、逐步实践而来的，都是在基于本国国情与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自主探索而来的，都是在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治国理政水平中实现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16]P427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勾勒出的人类文明发展图景，它击破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等式，为现代化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真理性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方案，是中国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劫难的现实确证，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自信自立自强、不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宣言。

四、结语

当下世界突发性事件频发，现代性问题凸显。面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文明批判，探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世界、对人类、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建设性意涵，并将其建构为独特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指引，必将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中国样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人类文明实践的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标识、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质的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实践。（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道路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样本”，拓展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逻辑，丰富并发展了人类文明理论成果；在实践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文明实践，为世界历史的推进贡献了“中国样本”。它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以资本增殖逻辑为路径、以资产阶级文明为推行路径，它遵循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文明主体、以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路径、以追寻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旨归，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赓续的规律把握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探索征程中，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为解读人类发展与世界格局提供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17]P487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行的现代化探索注定是一场充满艰辛与挑战的文明苦旅。“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1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走出来的，是从绵延不绝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也是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走出来的。它带有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文明意涵和方法特质，也带有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辩证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与弊端，是阐明社会主义性质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是未竟的事业，这条道路也必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自觉中生发出新的意蕴，必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魅力。（选稿：罗腾  责任编辑：薛来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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