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2] 在这种巨大转变中，作为其推动者和实现者的人必然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西方学者英格尔斯就从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要求出发，分析了现代人应该具有“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等12种特征。[3] 受他的观点影响，20世纪80年代“人的现代化”一度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其逻辑的追问与哲学的深思对人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现代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是，不论是人的现代性特征还是人的现代化水平，在讨论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时，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一些逻辑与历史相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是怎样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在人的现代化发展中，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究竟具有怎样的“共性”？

1. 人是怎样踏上现代化之路的？

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即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现代化的肇始。这个时期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开启阶段。正是由于文艺复兴等思想文化运动的牵引、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等历史合力的推动，才将人从传统的惯常引向现代化之路。

首先，思想文化运动促进了人的解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通过揭露宗教神学的神秘性，将人从神权的束缚和封建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将人从悲观绝望的人生阴霾中解救出来，引导人以积极的态度去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文艺复兴之所以兴起，并不是新兴资产阶级单纯地为了繁荣文艺或文化，而是要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张目的。在这场运动产生之前，以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主体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孕育，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若要得到“破茧”式发展，就必须冲破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的精神控制以及封建的人身等级的禁锢。但是，新兴资产阶级既没有决绝的勇气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推翻教会和封建主统治的革命运动，也找不到成熟的思想文化体系与天主教文化相抗衡，只能借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之名，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人们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寻求立论的理据。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中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新柏拉图主义主张在超自然的世界图式的建构中应该明确规定人在其中的位置，这就为文艺复兴的倡导者高扬人性找到了想象的空间。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中展开的，并未真正影响到普通民众，随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则将人们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欲念深深地印刻在普罗大众的心中。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罗马教廷销售赎罪券事件。罗马教廷规定教徒必须用金钱为自己赎罪。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张贴辩论提纲，认为教廷销售赎罪券的实质是对教徒的剥削。这一辩论提纲公开否定了天主教关于只有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说教，被社会各阶层广为接受。天主教一家独大的统治局面因此被打破，多元信仰具有了可能的生成空间。随着新教的创立，接受新教教义的新教徒在世俗职业中表现出异常的勤劳、节俭、节制，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促发了现代资本家的形成，为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物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思想观念的基础。

其次，理性启蒙激发了人们战胜未知世界的斗志。启蒙运动揭开了外部世界的神秘面纱，释放了人的工具理性的潜能，帮助人们告别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心理，在重新审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中激发了追求世俗幸福生活的意愿。启蒙运动之“启蒙”，就是开启人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去战胜外部世界。理性是相对于人的感性、本能欲望和自然属性而言的，通俗地说，就是“与关注当下的感觉奔流相反……当生命冲动经过反思改造而对以往经历所作的判断产生同情时，我们就可以很恰当地把它称之为理性”。[4] 径直地说，理性就是权衡抉择的利弊、反思行动的得失、合乎逻辑地推断事情发展变化的可能后果、定制合宜的行动规则并自觉地遵守。反思、权衡、推理、论证“既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又是理性应有的特征”。[5] 理性的启蒙，一方面得到了经济生活的强力佐助——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日常的商品交换中，行为者必须运用理性才能将商品实体与货币进行等价交换，才能判断其交换的得失盈亏。与这种理性行为相伴而生的就是社会交往中的人格平等、自由等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它得到了对自然界未知领域不断叩问的有力佐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证明了理性具有无坚不摧的巨大能量。

再次，工具理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造世界和战胜自然的威力。思想观念的转变、商品交换的开展，并不能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提供不竭的源泉与动力。这个任务是由科技完成的。在思想解放、理性彰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社会实现了亲密联姻，为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巨大动能。其中，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思想及其方法，为工业革命的到来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培根是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者，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是由于受“洞穴假象、种族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的蒙蔽。所谓“假象”，就是人的认识被事物表现出来的纷乱现象所蒙蔽，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得不到真知。这里的“洞穴假象”是指不同个体因其认知差别而造成的缺陷，“种族假象”是指不同群体的人性缺陷，“市场假象”是人们在语言交往中可能产生的误解，“剧场假象”是不同的哲学理论所造成的认识错误。若要弥补这些缺陷、纠正其中的错误，就需要重视科学实验，运用分析与综合方法对事物之间的因果现象进行归纳，以逻辑的组织化程序而不是依据人的感性或感觉进行科学研究。“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不仅以其所得的天文观测资料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地心说和神学世界观，还以其科学实验为牛顿的力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科学巨匠牛顿以其经典力学和热学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基础，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人类才因此而进入蒸汽时代。作为改造世界之手段的工具理性，通过科学与技术迸发出巨大威力，而拥有了这种威力的人在神和自然面前不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他们既有古希腊阿基米德“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的豪情，更有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代表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雄心。

最后，制度跟进保障人全面走向现代化。如何保护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保证商品交换的公平性，保障人身活动的自由，全力实现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这就需要完备的社会制度作后盾。由此，西方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流行开来。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思想被转换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出现了代议制、君主立宪制、联邦制、共和制等国体政体，出现了“三权分立”等国家治理体系，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依照新的秩序运转。这些制度的出台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认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使人们真正摆脱了传统社会那种“对人的依赖”，使人类历史由此迈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新阶段。

2. 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有哪些“共性”？

先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之始就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以资本的占有为前提的劳动产品分配制度。资本是维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至资本主义制度存续与发展的命脉，这就决定了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的特点。

其一，信仰的世俗化。所谓世俗化，不是说世俗社会的人已经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人的精神生活没有对现实性的超越，而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持有的“价值、信念和制度规范的正当性不再来自超越世界，来自另一个世界，而是此时此地的人们自我立法、自我决定”。[6] 世俗化是现代化对传统社会中的神秘性和崇高性的祛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超越现实的某个权威包括“神”为中心，而是全面肯定人的尊严及其世俗生活的意义，主张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由此点燃了人对幸福的追求。虽然宗教信仰并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信仰世界，但全能全知全善的神已经从至高无上的神坛跌落下来，金钱万能代替了往日那些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社会生活呈现为平庸化和流俗化倾向，及时行乐成为社会的风尚。终极信仰的迷茫甚至是错乱，引发了人们对“上帝死了”的广泛认同。对“上帝死了”而予以挽救的尼采式“超人”又没能出现，到了福柯那里“人也死了”。人们不再思考关于生命的终极性问题，丧失了超越自我有限性的精神动力，成为“单向度的人”。此世、此生、此时就是一切，及时享乐就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信仰在虚无中落入了世俗化的拜物教。

其二，理性的工具化。理性原本有多种存在样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其基本存在形态。工具理性以手段崇拜和技术主义为行动目标，其关键环节在于“计算”，即针对人所预期的目的，通过精巧计算成本和收益以找到最优化的解决方式，它所关心的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并不关心达到目的后可能导致的各种不良后果。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种勇气让人取代了神，成为度量万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性的标准，使人真正成为“万物之灵”。“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7] 人类通过几次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一再证明，人是有能力改造和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确证的人成为一种无畏的存在，失去了敬畏之心，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破坏等灾难性的后果，人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走向自我存在的根基性否定。

其三，全面的商品化。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是资本。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表明：“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8] 资本是为增殖而奔波的。资本增殖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加持，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增殖的对象都可以成为商品，都可以用来交换，尽管这种交换可能具有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特征，但所有交换的对象都不过是“物”，人的社会关系也不过是物的交换关系。“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9] “物象化”带来的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蔑视，人最终也被物化，物却由此人格化。全面商品化导致对人的本质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肆无忌惮的资本必将颠覆人世间的一切本真和道义：“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10]

其四，价值取向的个人化。经过人性解放和理性启蒙之后，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社会制度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成为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人的价值、信念和道德规范不再来自外在的权威或外部的超越世界，而是来自人自身。每个人都在主张个人的主体性，最终凝结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体主义。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人成为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原子化的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 人们眼里只有个人以及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不再具有统一性，有的只是冲突。现实中所谓的公共利益充其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原子加和，即“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12] 个人不再有群体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有机团结的递增优势”[13] 不复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 这与资产阶级在其统治初期所显现的巨大生产力及其人的现代化是分不开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注定了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必然停滞于工具理性凸显而价值理性遮蔽的状态，追求当下享乐的人一旦其征服欲的出口被剥夺，就不可避免地要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因此，尽管先发现代化国家实现了高度的技术化、工业化、商品化和城市化，但其人不过是具备了社会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初阶现代化。

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集体劳动形式时指出：“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 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以实践证明，它是可以占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够摒弃其消极因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人的现代化与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必然有着重大区别，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

1. 中国人的现代化为什么有“个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是相区别而言的，所谓西方式现代化可以泛指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其间的区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所阐释的五个方面，即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前提之下，还有诸多具体的特色表现。比如，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大。这是中国在人口的自然样态上开展的现代化，它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会因为民族、性别、区域等的差异而进行人口规模或群体对象的分割，让特定的人实现现代化，而是“一个都不能少”地共同迈进现代化。再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要让现代化创造出来的财富实现共有共享。建设现代化有助于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富裕是全体人民能够共有共享的富裕，而不是部分人的富裕。又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要实现精神上的富有，是两大文明的同步共进。还如，理性精神的辩证把握。任何现代化建设都必须运用工具理性，但不能陷入工具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要利用自然资源，但不能无极限地攫取资源、满足贪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有效解决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国家发展的利他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有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罪恶史，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走这一肮脏的“捷径”，而是要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决定了实现它的人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人的现代化的“个性”——“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6]是在人的现代化“共性”基础上的历史性超越，是人的现代化的新形态。

2. 人的高阶现代化应该有怎样的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了人必须全面跃升到现代化的高阶形态，相对于先发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的初阶状态，人的高阶现代化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信仰的科学化。先发现代化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驱除了人对自然力的恐惧、对神权的膜拜，将人的思想观念从宗教神权和封建主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回归于世俗化的生活，但也祛魅了信仰的崇高性和敬畏感，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带给世人的不过是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唯利是图。从“现实的人”及其精神生活的应然角度论，合宜的信仰是着眼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唯有着眼于现实才具有可感可知性，唯有高于现实才能具有超越性，成为支撑人不屈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树立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是不受自然的支配、不依附于他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要奔赴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

其二，理性的辩证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原本是理性的一体两面的存在样态，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人为了欲望的满足，强调片面、极端的工具理性主义，遮蔽了价值理性的光芒，陷入以资本为中心的穷奢极欲的疯狂，完全忘记了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会随着所处环境发展变化的。（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认识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战略意义，“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有幸（福）的文明发展道路”，[18] 是以人类社会良序发展的价值理性辩证地把控财富创造的工具理性，实现两种理性相得益彰的合宜运用。

其三，可驭的市场性。市场化是建设现代化不能规避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市场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也要利用资本，而且今天的资本早已从马克思当年所面对的机器大工业资本主导形态走向后工业资本形态，形式更为多样，渗透领域更为广泛——金融资本、数字资本、虚拟资本等样式繁多。“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中国式现代化从制度给资本设置了“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19] 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以有为的政府发展有效的市场，让各类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发挥资本带给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其四，价值取向的集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在终极信仰、理性运用、经济方式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平行并列的、无高低之分的，而是有着初阶与高阶的层级程度之差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建设目标，内在地要求人的现代化在价值观取向上“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0] 必须摒弃个人主义而走向集体主义。

曾有西方学者断言，现代化就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21] 似乎这些就是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与否的根本标准。其实，这不过是现代化的外在形式，其核心和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摆脱“人的依赖”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现代化的初阶形态，超越“物的依赖”走向“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本质性超越，才是人的现代化的高阶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尚在努力实现中，中国人达至高阶现代化尚需诸多条件，如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道德素养的提升、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等，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潜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国内改革涉及不同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任务极为艰巨，我们有何依据断定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可能达至高阶现代化水平呢？

依据一，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建设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没有一个拥有强大的政治统率能力和组织领导力量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理论武装、初心使命和生机活力等维度论，中国共产党都足以具备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人的高阶现代化的能力。从理论武装看，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型政党，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习型政党，不仅成功领导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从党的初心使命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政党。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2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从党的生机活力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有办法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就给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23] 在中国社会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4] “自我革命”就是刀刃向内开展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与自我提高，有如此魄力与方法的政党必将拥有不竭的内生动力，必将永葆生机活力。

依据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25] 更是一个国家建设现代化、促进其国民走向高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方面都显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为人走向高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就经济制度而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激发不同所有制形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在生产关系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充分发挥不同阶层群体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运行方式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以制度逻辑驾驭资本逻辑，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就政治制度而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治理方面，全面依法治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文化制度而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理念、高尚的道德观念引导全体人民。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人的高阶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依据三，有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更是人走向高阶现代化的现实物质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松懈的追求。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6] 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目标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鲜亮主线。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学技术实现了大幅跨越，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跃升。仅以恩格尔系数论，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3.0%下降至2021年的29.8%，已接近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27] 与此同时，文化和信息等关涉人们素养提升的消费渐成热点，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中国人越来越快地走近高阶现代化的状态。

总之，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批判和超越，中国人的现代化也是对各国人的现代化初阶形态的批判和超越，要达至的是人的现代化的高阶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要由现代化的中国人去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也是人走向高阶现代化的过程，二者相得益彰。因此，人的高阶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剥离的内在要件。

[1][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

[3][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译者:殷陆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26.

[4][美]桑塔亚纳·乔治.常识中的理性[M].译者:张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5]王习胜,张建军.逻辑的社会功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6]许纪霖.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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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3-144,8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12][13][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译者:渠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3,108-158.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

[1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18]沈湘平.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J].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1).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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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译者:杨豫,陈祖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39.

[23]《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6.

[2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81.

[26]毛泽东选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27]洪银兴,杨玉珍.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现代化:内涵与路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