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公众号）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西方现代文明凭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优势取得领先地位，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核决定了西方现代文明必将触发文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冲突中起步，通过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深思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以便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历史前提问题

马克思使用“文明”并未脱离这一概念的西方谱系，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就是现代文明社会或文明国家。回顾概念史，“文明”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米拉波提出，用以表达西方“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比如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区别于原始社会的停滞、落后与野蛮。在16、17世纪西方现代社会兴起的过程中，“文明”概念很好地传达出西方现代文明领先的优势。据考证，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期才开始具有复数形式，来代指世界上可能存在的多种文明。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凭借理性，即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能够独立运用思想、创造力与行动，摆脱自然和宗教神权等神秘力量的限制，因此有能力创造完美世界。这种理解蕴含着启蒙思想的进步主义精神，只要人们能够保存住理性，文明“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

理性创造西方现代文明的观念影响至今。如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精神或灵性的外展视作“想象的世界”，认为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是“浮士德型”的，以追求无限为主要特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明视为超人“自决力”的增长，少数天才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实现文明的自我成长。在这种理解中，无论是实际创造文明的无产阶级还是文明成果被无偿占有的世界其他民族，都被排除在“文明”概念之外，沦为可以被牺牲的对象。恩格斯曾批判理性创造文明的观念论错误，指出这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流俗的伪善”，其实是在用少数人的头脑掩盖劳动者的付出。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文明观，在“文明”概念的西方谱系中首先界分出文明所蕴含的实践性，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考察文明创造。

第一，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揭示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西欧开启现代化的“引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回顾人类使用劳动资料的文明史，可以看到人们在原始阶段利用自己的身体采集食物，之后不断超越自身的生理限制，通过“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来使用生产工具。而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中，人们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采用新的生产工具加工自然物，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提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资本在发挥文明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丰沛的物质财富，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桎梏。

第二，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延续扩展提供重要保障。由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变动。最为突出的就是地域界限被打破，各民族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不至于“遭到彻底的毁灭”。从弗吉尼亚公司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任何地方性崇拜都被资本世俗化为商业存在，客观上使得世界联结为分工明确、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资本不断用空间来征讨时间，所以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在共时的现代，经历了动荡感等现代性体验。与生产及交往普遍化相伴随的是理性、自由与民主等观念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标识。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的巨大成就，人的社会性不断彰显，这也正是启蒙思想家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原因。

第三，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考察，马克思概括出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即人类克服对自然、神权的绝对崇拜，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现代文明的出现，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马克思曾说：“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虽然当时社会现实是，现代文明都建立在西欧资产阶级社会，但在马克思眼中，西方现代文明并非现代文明的唯一“代名词”。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曾讨论了东方国家不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空间。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类文明进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基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殊情况，从传统进入现代又存在着时间差距，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

可见，马克思文明观启示我们，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具有先天优越性。在许多西方思想家眼中，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现代存在一个连续的发展图谱。而一个突出的历史事实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到“黑暗的中世纪”，存在明显的文明断裂。恩格斯就曾指出，中世纪发展于野蛮状态，“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回顾西方文明扩张史，从种族优越到地域优越，从制度优越到文化优越，西方中心主义者自诩站在“文明阶梯”的顶端。东西方的划分出现，西方形成的地域优越成为西方国家推行“炮舰外交”的工具。但其实，是资本使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成为人的对象，促进西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因此被启蒙思想家冠以“文明”的称号。

现代文明进步的动力机制问题

黑格尔曾以“新时代”来歌颂西方现代文明，将其称为“壮丽的日出”。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精神”在发展中的现实化，“精神的本性要求这种文明的世界必须由精神自身创造出来”。黑格尔把世界历史中的精神发展出的文明形态划归为“四种王国”，从低到高对应东方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但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理性的国家与法只是确立了利己主义的原则，文明理念同现实的社会制度不断发生冲突。价值理性逐步萎缩并被边缘化，有用性和功利性成为了生活世界的唯一法则，现代社会充斥着无往而不胜的征服欲望。人类第一次出现了自主能力的丧失、传统美德的失落、单调刻板的劳动方式，出现了社会贫穷、人性撕裂与人的物化。

在高喊文明进步的同时，许多思想家开始关注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比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看到相较于传统社会物质匮乏产生贫困，现代社会贫困则是由富裕产生，多数人成为富人的奴隶，被恩格斯称为讽刺“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将原始文明描述为“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假设野蛮人拥有自由、平等、淳朴与善良的人性，当文明越进步，人的道德就会越堕落，人类本性的丧失突出表现为穷人与富人生活状态的差距。而在马克思文明观看来，无论是寄希望于“善良意志”的空想主义还是期待原始文明“回光返照”的浪漫主义，都只是从人性论的层面抽象排斥文明进步，没有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层面。

马克思注意到，“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文明进步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而是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在他看来，“‘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词句”，因此，要运用“世俗的眼睛”考察文明进步的动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考察了劳动与资本分离的原因，认识到当财产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成为资本，财产作为资本又成为支配他人的劳动力。他当时初步指认了“资本的文明的胜利”，即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方式，在于活的劳动取代死的物成为财富的源泉。通过剩余价值论的发现，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动力运行机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他深刻指出：“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文明成果绝非命运垂青资本家美德的回报，而是来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不断榨取。

第一，马克思提出“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奴隶制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即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形态。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既非以资本家的享受为目的，也非帮资本家生产出能够享受的商品。工人之所以会对机器进行“粗暴反抗”，就在于机器的革新使得工人的技能越来越畸形化和片面化，并导致分工专业化与人的片面发展，协作生产与人际关系的冷漠等文明进步的悖论。因为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这一生产方式将劳动从体现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转变为资本增殖所需的生产要素，所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会被马克思称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存在“活生生的矛盾”，所以以这种文明形态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必然走向物的文明，造成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偏离。在考察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时，当代思想家韩炳哲指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动营。”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没有强迫劳动，而是个人心甘情愿地自我剥削，天真地以为在自我实现。而马克思早就注意到，所谓自我剥削不过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变体”，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形式。个人都将自己作为商品进行营销，力求实现价值最大化，传统的剥削关系演变成更为严重的自我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文明人们被超经济力量控制，以人的依赖为主导。那么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人的独立则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们片面追求“鄙俗的贪欲”，将不断耗散文明发展的潜能。

第三，在考察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一切私有制文明都是依靠剥削实现进步的非正义性。马克思指明：“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在马克思的考察中，当人能够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开始形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出现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奴隶制文明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从事劳动，奴隶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完全融合，其自身与劳动成果都隶属于共同体或剥削者。封建制文明中，农民已不再像奴隶一样成为生产资料，而是自身拥有了农具与耕畜等生产资料，交租农民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是分离的。而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工资掩盖了雇佣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交给资本家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完全融合，剩余劳动“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私有制文明最后的对抗形式。消灭私有制后，人类将终结私有制文明，开启共产主义文明的崭新阶段。

可见，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需要超越私有制文明即从根本上超越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当旧的生产关系导致文明危机，意味着在其内部孕育了实现文明变革的要素。新的文明形态的构建无法依靠理性想象或人性观念的假设，而是需要现实变革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马克思的科学构想中，共产主义新文明并非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建立一种更加发达的共同占有形式，使现代化的发展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在克服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形式的同时继承发展其文明成果。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建构力量，但同时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桎梏。只有结束私有制才能结束不合理的社会阶级关系，只有结束阶级剥削才能使现代文明摆脱异化状态，实现人类解放。

东方古老文明在遭受西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生存境遇问题

西方现代文明在发展中不断走向世界，持续打造财富掠夺的新“战场”。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秉持西方的对外扩张是一种文明而非野蛮行为的观念，欧洲人作为“文明旗手”推动世界的文明化。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曾设想，当西方文明推动世界上所有民族密切交往，就能造就“永久和平”的世界体系，人类迈向理性王国。这种思想以传播文明为借口，背后是在为殖民扩张提供合法化观念支撑和政治修辞。“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早期的那段时间里，真正的文明故事，就是一部接触和互动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第一次遇见彼此”，直至今天在对西方现代文明500年间的描述中，思想家仍刻意回避西方对东方入侵的非正义性。

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多篇评论文章中，马克思曾探讨了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不平等交往问题。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武装占领、海盗式掠夺与黑奴贸易等赤裸的暴力行径，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倾销商品、商品贸易以及雇佣廉价劳动力等经济活动，西方现代文明的对外扩张都是野蛮的。特别是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提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并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个案分析了西方现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必然性及其造成的不合理交往秩序。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野蛮本性决定了西方现代文明必然推行对外扩张。马克思指出，英国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英国之所以能够对印度实现“全方位碾压”，关键在于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领先于封建制文明形态的东方古老文明。在资本逻辑与追求剩余价值利益的驱使下，西方国家必然竭力开拓广阔的原材料与劳动力市场，不择手段攫取利益。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之下，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交往将世界变成资本谋利的世界市场。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所推行的是一种单向度的扩张，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对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普遍占有，“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第二，东方古老文明在遭受冲击时生存境遇必然发生改变。马克思分析，英国要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的工业巨头为了压缩棉花与其他原料的价格在印度修筑铁路，客观上为印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物质前提。之所以他会对英国在印度修建铁路等行为给予肯定性评价，就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现代文明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为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但毫无疑问，西方现代文明所推动的文明进程不过是对既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简单复制，是在殖民地“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除了农民与地主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文明还带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了人们生活的苦难。

第三，西方现代文明在开启世界历史的同时，会造成现代世界不合理的文明格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通过占有实现进步的。无论是占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与市场空间，都必然激化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传统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资本不断冲破外部界限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为东方古老文明带去的并不是现代化与发展，而是殖民、奴役与压迫，是过度开垦、资源掠夺，是难以抹灭的屈辱记忆与不可挽回的文明创伤。让西方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自由贸易与商业体系，无法架构起团结与友谊的桥梁，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加深了冲突与对立。从这个层面上看，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文明通过扩大交往范围、在世界复制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

可见，所谓文明开化的使命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包装”，即将野蛮的殖民掠夺美化、合法化，从资源劳动力的掠夺者“包装”为文明的传播者。在文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所有古老文明，都成为了资本主义话语中野蛮的他者。东方古老文明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在物质上被强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被迫沦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原料输出地与商品倾销地，文明成果无条件被掠夺；在精神上几近丢失文化主体性，被迫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叙事中扮演野蛮、边缘与落后的角色。正如习近平所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由资本主义文明推动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并不能均衡地增进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

马克思文明观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文明观超越西方文明观的关键在于克服西方各种文明观的二元论思想。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与非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其他文明，不再被视为“野蛮”的他者而被排斥于“文明”之外。在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初期，马克思就已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并揭露了西方现代文明所谓文明开化的伪善性。在今天，马克思文明观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已经被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证实。马克思科学地预见现代文明不只有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种表现形态，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崛起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文明观，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比较与超越中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人的文明超越物的文明

马克思多次将“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比喻成“文明的果实”，启示我们文明不在于头脑的“臆测”与“抽象物”的探寻，而在于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延续人类文明靠的不是理性想象，而是生产力的累积与交往的扩展。作为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生产活动对劳动者来说体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奴役性的分工并非出于自愿，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美国学者南希·弗雷德将资本主义这种文明形态称为“食人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吸食”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看似让一切进入文明的轨道，实则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与冲突的根源。马克思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改变现有的生存状况，使人类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部展现，是马克思文明观的价值追求。

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动力内核，追求文明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这种现代文明模式并非物质生活的片面满足，而是要使资本为人掌握并为人服务，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文明素质的提升。这种现代文明模式也并非只注意国家整体抽象的前途命运，而是关心不同民族的生存境遇与不同个体的多样需求，使每个人都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建设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个人层面能够涵养理性平和的文化心态，社会层面形成昂扬向上的文化风貌，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彰显出开放包容的文明特性，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也是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总是在制造消费与扩张生产来填补资本的欲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不断满足并升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加以展开。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守文化主体性，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霸权

马克思揭示出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以主张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形象出现，说是“解放”他国人民，不过都是“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实际上，西方现代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野蛮破坏多于共存，单方面扩张多于互鉴，对抗多于合作。西方一些国家当前主张价值观优越论，并试图将一整套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念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算遵循西方现代文明来确立自己的语言文字甚至宪法法律，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实现现代化，而是无止境的国家破败、社会动荡与民生凋敝。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平等交往中，东方相对落后的古老文明承担着实现自我赓续、同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使命”。

百余年前，中华民族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强势扩张的必然结果。遭遇文明蒙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过从文化自负到文化自卑再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心路历程，与西方现代文明交往也经历了俯视、仰视再到平视的心态变化。在外国列强入侵与封建腐朽统治的双重折磨下，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文明赓续，一开始就与现代化相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中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并非现代文明的唯一实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唤醒中华文化的主体自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不断激发与凝聚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第二个结合”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与中华文明5000多年文化底蕴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使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重获新的生机。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实现现代化

当今西方现代文明仍宣扬“文明冲突论”，对不同文明秉持傲慢与偏见，恃强凌弱、巧取豪夺。这一理论错误地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固化为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绝对差异，认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等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以冷战、不稳定的和平以及困难的关系等来描述世界文明格局。而在马克思文明观来看，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并不会直接导致文明间的对抗性矛盾。现代世界的文明冲突并不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自然争斗，也绝非单纯的文化价值观念争端，而是资本主义文明野蛮扩张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回顾世界文明史可以看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机械的集合体，在野蛮扩张中强行将不同民族纳入；而中华文明是一个文化的有机体，凭借不同民族在交往中形成文化认同融合而成。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走向，以及对待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借鉴的开放胸怀。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证了以邻为壑、本国优先从来不是文明发展壮大的选项，反而是文明日渐封闭、走向衰落的标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应是相处之道，合作共赢、和衷共济才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将其他文明作为自己的“后花园”，而是推动世界不同文明走向互利共享的“文明百花园”。

总之，马克思文明观的革命性，就在于揭露包括西方现代文明在内的一切私有制文明的内核，即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不合理的社会阶级关系。马克思在西方与东方的冲突碰撞中思考当时那个变动的世界，充分预见了现代世界的文明格局。东方古老文明的发展不单建立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而是需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从被殖民、边缘与依附地位来重新建构独立性。只有守住自身文化血脉与传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在文明赓续与创新中重现荣光。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断积累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基于马克思文明观，不断激活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文化资源，面向未来开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