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思政学者 公众号）

洞察人类文明发展境遇与价值重塑尤须定分止争。人类文明发展专题研究，蕴含着从理论本原达成文明价值认同的研究旨趣，关联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韧度。人类文明研究渐显升温，盖有诸多理论缘由，化解思想纷争无疑是重要始因。由此打开从人类文明进步视域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路向的理论空间，自然涵盖如下理论关节点，诸如文明观念为何相互对峙且有多重偏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塑就文明观，文明价值存在认知误区何以可能重塑。阐证这一系列问题，以期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线索，疏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蕴意，架构人类文明发展日益勃兴的理论谱系。

文明观念的多重偏向

覆盖在文明观念之上的种种理论迷思尤须加以关注。文明观念的冲突及内在紧张沉积在社会历史深处，甚而表现出多重偏向。诸如，文明优越论以极端形式宣扬西方文明统御世界，文明冲突论以对抗状态影响着国际关系的重塑，文明衰亡论以悲观主义鼓噪人类文明走向解体，文明断裂论以狭隘视野割断文明发展历史之脉，文明中心论以欧洲文明贬损其他文明发展样态。上述观点及其论调隐患重重，既有攻讦和冲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明显意图，也设置了认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走向的思维障碍。

一是文明优越论表露主宰人类命运的企图。文明优越论抛出统御人类文明的意图。诸如欧洲文明中天恩观念、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炫、种族优势乃至进化论的翻版等，无疑显现出欧洲文明自傲的本来面目。掺杂着“天命的目的”[1]P611 观念的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极端化对待欧洲以外的其他文明样态，这种渗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类文明必然会在理论审视中加以评判和矫正。

且以文明优越论的表现作为佐证。西方理论界抱持极度推崇欧洲文明的观点。法国启蒙学家孔多塞认为，欧洲文明“是命运注定了使之成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恩赐者和引导者的：这一荣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曾分享过”[2]P29。文明与野蛮被设置为“两个极端”，其他文明安放其中。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坦言，“欧洲和美洲的教育界已经定出了一个标准，他们简单地把自己的民族置于社会系列的一端”[3]P15。野蛮部落处于另一端。资本主义被塑造为文明化身。美国历史学家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认为，世界的现代化是万物商品化，现代文明归结为“历史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社会体系”[4]P1。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被臆造为世界现代化的代表。法国政治家基佐宣称，“自由已成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5]P27。自由被视为文明多样性结果。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通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走向“历史的终结”已经成为趋势[6]P151。人为定制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意图，由此展露无遗。

社会达尔文主义侵染着文明观念。进化论颠覆“物种不变论”并进入社会领域。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引证达尔文的观点，正所谓“我无法相信蒙昧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7]P73，白人和“他者”存在野生和家养牲畜之间的鸿沟。英国学者彼得·狄肯斯赞同考古学家布鲁克观点并强调，“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现代欧洲人已经发展到了居于统治地位”[8]P12。以此强调文明优越论的历史动因，证明欧洲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主宰。

二是文明冲突论折射国际关系领域的矛盾。欧洲文明企图为世界描绘和许诺人类文明的种种幻象，却最终陷入文明对抗的必然宿命。文明冲突论解答国际问题的方式单一而直接，文明成为充满斗争意味的“标的物”。西方自诩的强大文明被诠释为国际交往范本，文明的冲突更是国际政治分析的工具。文明冲突论反映出国际关系的极化现象，也局部显现文明之间的差异乃至矛盾。

不妨聚焦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症结。文明冲突论在人类社会面临着艰难处境之时浮现，只是世界范围内矛盾激化的表象存在。作为美国历史学者的罗伯特·卡根持有这样的观点，“随着大国竞争以及欧亚大陆各国间利益和野心冲突的激化”[9]P153，各国达成新的一致愿望将很难实现。美国权力政治学派的代表汉斯·摩根索道出个中缘由并认为，“环境与观点的不同造成对自我利益的不同定义，而这些利益是彼此冲突的”[10]P2。利益之争反映整个地缘政治显现碎片化格局。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克称之为“超宏观斗争冲突”，强调“各个民族相互对抗，或进行防御，或力求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社会之上”[11]P18。令人并不意外的观点，显然会指向西方文明及其对抗其他文明的诉求。

文明冲突论显现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的单一色调。试图掩藏文明优越论的弊端和意图，乃文明冲突论惯用的方法和伎俩。美国国家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不仅宣扬“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12]P7，而且断言“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12]P161。此番论调被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予以改造并认为，“应把文明冲突这一崭新的具有范例性的观察方式引入国际政治的分析”[13]P113-114。由此表明世界政治要在东西方冲突结束后摆脱权力政治冲突、军备竞赛、经济分配斗争或意识形态体系对抗。

三是文明衰亡论散布人类文明解体的论调。繁荣的背后潜藏衰亡的种子，西方的文明危机交织成历史循环、生态失衡等状态。衰亡论不可思议地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以至衰退成为文明挥之不去的“魅影”。每当文化悲观主义企图消解西方文明的僵化形式，却无可奈何将人类文明引向终结境地。由此表明，揭穿文明衰亡论，还须突破文明不可知论的困扰，探求文明解体之后的出路。

权且考释文明衰亡论的主要脉象。人类文明经历着长周期演变，其结果或结局往往被界定为衰退甚至毁灭，西方学者就持守着这样的思维惯性。德国文学家古斯塔夫·施瓦布借助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之口重申人类文明属于循环的历史，认为文明时代无非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14]P10-12 的倒退。（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阐明，“文明出现解体的突出征兆之一就是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出现衰落现象”[15]P245，他援引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莱里的观点宣称“所有文明终将死亡”[16]P898。倾轧在地球脆弱生态系统中的西方文明，会毫无征兆地出现爆发点。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称之为“最可怕的事实”即在于“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毁灭自己的能力”[17]P7。西方文明衰退的病灶有其主要表现。日本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把“美国所代表的近代产业文明”[18]P202 可能衰颓的原因，归结为威权政治的缺失、福利制度的疲乏、理性主义的弊端。人类文明的倒退、解体乃至衰败，潜藏文明的艰难处境以及文明向何处去的谜题。

四是文明断裂论折损文明代际相承的羽翼。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促使西方社会充满焦虑与紧张。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背后暗含着斩断中华文明之根的居心叵测，难以塑造出全人类一切文明活动的轴心，文明断裂论倡导并传播所谓的“全球史观”，企图策动人类文明重新界定和洗牌，最终炮制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无疑是文明衰亡论的变种和延续。

借以辨识文明断裂论的理论误区。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区间出现新的文明取代旧的文明的现象本来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把文明的终结视为创造性破坏，就有可能成为鼓噪西方文明的推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认为，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因由“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19]P171。由此肯定西方文明更能适应世界发展变化的需要。类似的观点则试图割断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褊狭理解中华文明并认为，历史上“蒙古的政治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大相径庭”，“实行中国式的政治，而不是以满洲式的政治来使中国人为难”[20]P520，P540，试图割断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观点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历史学者矢野仁一“元清非中国”的说辞如出一辙。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更为露骨地宣扬“传统的中国文明在现代并没有得到复兴”，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中国历史之河正在枯竭，或者简单地说正被纳入西方之潮”[21]P311 的观点。简言之，文明断裂论无非是要否定中华文明的正统性及其历史根脉，通过贬损中华文明为资本主义文明营造思想堡垒。

五是文明中心论标榜欧洲文明的支配地位。一味无视世界各文明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只满足自以为是的某种文明“主角”，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狭隘和不合时宜。文明中心论通常采用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两分法”，目的在于创制出文明源头，臆造欧洲文明的普世主义样态，抛售欧洲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论调，最终炮制出文明的欧洲标准和西方规制。

姑且判别文明中心论的典型观点。人类文明在社会历史中延展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基本特征，但如果局限在特定地理界域讨论，即有可能形成某种地域中心论的观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地中海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世界历史有关的三大洲就围绕在它的周围”[22]P211。地理传播和欧洲中心论潜藏欧洲历史文化的优越论。美国学者布劳特认为，“欧洲把它的雏形发明传播到欧洲以外地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绝对正确的一般理论”[23]P29。由此把文明诞生归功于白种人并诉诸欧洲的不同国家。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欧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法国是其中最文明的国家”[7]P62。他不仅把人类文明归结为上帝旨意的事实，还引用法国思想家戈比诺所谓“没有白种人的帮助，就不会诞生文明”的观点[7]P68。人类文明岂不成了欧洲白种人的“独角戏”？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尔甚而宣称，人类文明巅峰存在于西欧尤其是英国，“在欧洲，自然受人类底支配，欧洲以外，自然便支配着人类了”[24]P68。这表征着自然规律力量的减少以及思想规律力量的增进，进而张扬欧洲文明成为超越其他文明的普遍原则。

新型文明观念的缔结

文明展现出形塑社会制度并矫正其发展形态的功能。文明何尝不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发现，其追思与表达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瞩目的理论焦点。人类文明发展理路总以文明观展示出思维高度，马克思主义所攀援的文明高度不仅表现出人类智慧跃升的界限，浸润着人类理想追求的良知，还拓展出文明新界域并抱持慎终追远的意图。不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观的重要论述为佐证，以此犹可拓展文明观的边际差异、现代转型、阶级属性等理论空间。

首先，界定文明观的边际差异。文明有没有边际，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出现历史性嬗变？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回应的重要论题及其贡献所在。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于封建专制制度，表现为文明的重塑并赋予文明新的社会制度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启的文明观视域中，资本主义文明有其历史的、独特的参照物，甚而引入“半文明”的概念以及时代划分的尺度。

文明从不充分的政治解放起步。文明坐标系留有资本主义的一席之地，但是也存留着资本主义政治解放的缺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德国不充分的政治解放“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1]P13 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5]P36。资本主义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只会使其他各文明样态丧失自身的话语。这种文明的“半成品”吞噬着资产阶级国家以外的文明。

文明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托词。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仅仅被标榜为资本主义化身。尽管相对中世纪以前存在的古代文明，诸如“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26]P129、“亚洲的文明民族”[26]P148、“文明的罗马帝国”[26]P162、“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26]P166，资本主义已步入现代文明阶段，但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明附着了扩张意图。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1]P62。这样的文明开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内赤裸裸的剥削。恩格斯所著《波斯和中国》认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25]P622。古老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毫无悬念地宣告了失败，然而文明只是资本主义消除异己的借口，“半文明制度”划分方式，显然受到西方地缘政治和文明等级论的影响。即使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然供奉着排除其他文明的遗骸。

文明时代具有政治变革形式的价值意涵。政治变革形式是否具有文明意义，抑或等同于文明及其发展阶段呢？在资本主义诞生之际，旧文明国家的转变为何始终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形式。马克思所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给出了答案并认为，“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25]P479，并非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的存在形式。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界分出蒙昧、野蛮、文明[26]P32 的时代并强调：“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6]P38 由此表达出工业文明发展本质与趋向。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认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25]P235。中世纪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丧失了文明的城市。马克思在致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支持，“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27]P125。文明差异显然镌刻着历史认知和区域差异的印痕。

其次，确证文明观的现代转型。资本和文明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现代资产阶级造就了什么样的文明样态，资本主义文明是否具有过渡属性？在资本主义被描述为文明代名词的背后，似乎隐藏着财富源泉的动因和阶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资本、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出发，从文明的本原本质及其表征意义出发，深刻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得以推行的原因，指证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交往关系得以确立的条件。

“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潜藏着历史动因。文明观及其转型内嵌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之中。为适应资本运动要求的生产关系，资本家代替土地所有者是大势所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资本的文明的胜利”作出概括并认为，“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1]P176。伴随资本扩张与侵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蜕变为僵化的模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不同文明国度“共同点”恰恰在于“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28]P444。文明表征着财富源泉并具有进步意义，当然，也在社会历史深处贯穿并确证了资本与文明的内在联系。

“资本不过是文明”深藏资产阶级的意图。“文明”美其名曰只是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资本主义迫使其他民族也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5]P35-36 资本主义试图按照自身面貌创造出屈从于自己的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作出如下摘录，“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资本家是最道地的社会人，他代表文明”[29]P540。由此揭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伪装和伪善的面孔。或言之，文明本身就具有过渡属性，尽管意味着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创造性活动，但也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文明的统治”在其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统治。1848革命尽管经历了失败但是震撼了欧洲，这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的“真正灭亡”。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25]P133 这场历史的巨大动荡，最终保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最终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在消灭封建残余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前的彻底退缩。（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美国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认为，资本主义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已经不再成为文明进步的有效成分，“如果失去了强有力的现代科学和官僚政治的干涉，现代社会将不能继续下去”[30]P119。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文明之维揭示资产阶级“文明的统治”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过渡性特征。

最后，表达文明观的阶级属性。人类文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表现还是超越，如何认识“文明的阶级的社会”，怎样看待资产阶级文明时代的社会基础？文明观既具有历史属性，也呈现出阶级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描画出资本主义文明的脸谱，聚焦文明观的阶级属性，揭示了资产阶级借以人类文明掩盖和粉饰阶级冲突以及利益冲突的根源，指明了文明国家的联合以及未来共产主义实现的首要前提和发展路向，由此展现文明理论跃迁的历史方位。

“文明的阴沟”反映出资产阶级统治的表象。文明为何成为工人常常跌落其中的“阴沟”？资产阶级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窒息了有别于其自身的空间，从未在无产阶级生活中驻留片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1]P225 工人只能退回到被文明污染的洞穴之中。恩格斯结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衰败、荒凉和穷困境地，阐明了导致文明社会分裂的真正根源。马克思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1]P368。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之上，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地和命运恶化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

“罪恶的文明”藏匿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文明在社会矛盾的剧烈变化中与罪恶产生关联。难道文明仅仅是“罪恶”驱使的傀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罪恶的文明”植根劳动奴役制，“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28]P175。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秩序”恶狗狂吠成地狱即为明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资产阶级“最卑下的利益”充斥着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26]P113，然而“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26]P196。阶级压迫和剥削隐藏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奥秘，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全部发展被根本性矛盾所环绕。

“文明国家”能够达成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从事实出发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5]P50。这一重要论断亦表明，旧思想的瓦解与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文明的衰退和瓦解亦如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揭示了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强调“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P666，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共产主义是以迄今为止的人类全部历史在文明国家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基本条件。

综上而论，文明观表征着社会制度及其构成条件。当然文明生成的历史性要义蕴含于此。马克思、恩格斯阐证文明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演化的思想脉络，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文明界域内确立了与既往社会制度相区别的分水岭。由此开启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文明走向何方的论题，开启了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通道。姑且发问，在社会历史深处，文明观念还会经历着怎样的冲突和偏向？这关乎文明价值构造，值得接续探究其现实可能性。

文明价值型构的可能

文明观念背后潜藏着文明价值生成乃至重构的论题。价值认同内嵌在文明观念之中。悉数文明优越论、冲突论、衰亡论、断裂论、中心论等错误论调，看似解答、总括、回应人类文明发展所遭遇的历史疑难，但实质上造成了认识人类文明的壁障，阻断了探索人类文明的通道。文明观念包含着价值意味，文明价值维系着文明观念。文明价值可视为文明观念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取向。基于此，不妨从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基准、文明价值塑造的出发点、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维度探寻其重塑的现实可能性。

首当确立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基准。文明价值的基本元素展现独特理论归属。人类文明有其价值属性和价值定位。覆盖在文明之上的错误观念，不是以发现并摒除文明发展的病灶为目的，而是以排拒和消解异己的、非西方的文明为意图。王义栀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制造‘异质文明’的假说，通过征服、扩张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31]P222。实际上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认知差异、价值碰撞。人类文明优越性在社会制度跃迁的历时性中得以体认，不同文明在共时性语境共存，并没有优劣之分，具体可从如下情形勘正。

文明价值具有历史属性。社会分工带来人类进步并延展人类文明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城乡对立状态的改变预示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1]P556，这样的过渡样式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马克思在其所著《哲学的贫困》中指明，粉碎传统形式中产生的生产力的原因在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1]P613，以此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及其辩证运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界分“文明时代的门槛”[26]P184，并把“文明时代”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归结为“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26]P193。由此使得先前整个社会完全改变，打开了确证人类文明进步的思维通道。

文明价值展现阶级归属。资本主义文明暴露出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实质。列宁在《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中指出，当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抗争，同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之时，“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32]P59，竟然会变成了野兽。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其宣扬的文明不会推动人类进步，唯有无产阶级才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33]P146。文明的阶级局限性隐藏着文明的超越性。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文明形态超越资本主义的艰巨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肩上。

文明价值彰示辩证本性。文明作为人类认识的对象和思维的成果，总是以观念形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与迄今的全部历史相矛盾，要废除“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25]P51。抽象性的自由与正义需要彻底摒弃。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予以阐明，“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27]P49。“现实的人”能从社会关系抽象观念恢复文明的真理本性。

继而涉猎文明价值塑造的出发点问题。如何扭转文明观念的偏向并摒弃各种错误论调，显然要聚焦“问题靶心”，寻求解析方式层面所濒临难题。（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倘若能够把握文明观念的基本元素，或者运用一些基本元素统合文明价值，就有可能回避或者绕过各种错误观念设置的思维屏障。独辟蹊径于此，则不难发现掩映在人类文明之上的价值观念，诸如文明价值禀赋、价值判断、价值走向、价值传播，或多或少囊括了文明价值重塑的基准。

出发点之一：文明的价值禀赋。文明轴心时代所称道的善与德性，可视之为这种价值禀赋的最初表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城邦“所有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33]P3，人的一切行为可以在“善”中得到说明，公正“即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33]P100，其他所有德性由此衍生。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只有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治理，才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出发点之二：文明的价值判断。文明进步与政体选择息息相关，维系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人类文明成为衡量国家价值的显著性标志。亚里士多德为此引入“正义原则”作为判定的方法，正所谓“正确的政体会以单纯的正义原则为依据”[34]P86，进而认为仅仅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正确政体的蜕变。黑格尔则强调，人类具有的一切价值在于“一切精神的现实性，都是由国家而有的”[35]P36。国家拥有了精神的现实性，由此提出了人类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让渡。

出发点之三：文明的价值走向。人类文明在历史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延续，其价值元素生成于实践的智慧表达。美国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提到，“很多人并不相信‘进步’”，并试图通过极端可怕行为证明“世界根本没有改变”，但在他看来，“我们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着”[36]P122。当世界向何处去成为艰难选择之时，文明蕴含的进步意蕴尤其显得珍贵。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共产主义学说经受形形色色的拷问，但是其存在历史可以确证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37]P401。文明的价值走向归根到底都是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及其反映。共产主义凝结着人类文明的经验要素和表达样式，其不同发展阶段掘进式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出发点之四：文明的价值传播。文明远播四方既是历史的现象，也是人类同源性和同质性的品貌使然。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崇高目标，追求公平正义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旨归。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发现，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方，“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38]P42。文明的自然传播显然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他进而阐明，“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39]P638。由此佐证了人类文明同源且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的基本结论。文明价值传播没有先置条件，也没有固定程式，旨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进而标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向度。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确证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文明价值重塑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更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40]P7。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将有助于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

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独特的理论序列。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完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41]P5 这一重大论断阐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素和实践方向，主要囊括三方面的要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潮流，广泛汇聚起世界和平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公平与正义是价值归宿，标定人类文明塑造的方向，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稀缺的精神资源;民主与自由是价值追寻，隐藏着历史性实践的本来面貌，值得在开创性实践中提升认识的高度。洪晓楠教授认为，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对它的认可可以形成价值共识”[42]P190。悉数三者之间的关系架构，和平与发展是前提条件，公平与正义是衡量尺度，民主与自由是交往状态。三者环环相扣，联结着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奠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石。

全人类共同价值耦合普遍的理论缘起。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深邃而内在的思想底蕴。人类文明不可或缺价值取向且本身就是价值母题。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归根结底需要人民的参与和支持，离不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原因即在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43]P5。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阐明，文明在社会历史中“反目”的情形，即“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44]P147。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文明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理路。无论是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还是呈现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均蕴藏着文明的真谛和奥妙。尤须承认的是，人类文明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在价值上尤须彼此平等和包容。

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未来的理论预期。世界各国尽管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是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日趋紧密。以此而论，全人类共同价值聚合为强烈而紧迫的实践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45]P52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决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实践已经并仍将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尤须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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