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青马先声 公众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形成与变迁研究（1895—1949）”（18AZZ002）阶段性成果。
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现代性的生成，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探究政治现代性有不同的视角，有人关注传统帝国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人聚焦权力结构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革新，有人强调政治思想的演进和政治文化的转型，种种情形，不一而足。伴随着 20 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概念史逐渐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随着《历史的基本概念 ：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等标志性著作的问世，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概念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形成脉络。本文将结合笔者从事概念史和中国政治研究的心得体会，简单谈谈概念变迁与中国现代政治转型之关系，进而对中国的政治现代性问题略作反思。
概念史与现代政治探究
概念和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可以借用福柯一本名著的标题——“词与物”——来形容。“语言学转向”强调语言是不透明的，会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扭曲变形，从而颠覆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借助语言工具达致对世界、对历史、对自我的全面认知和如实再现的假设，在“词”与“物”之间引发了根深蒂固、无休无止的张力关系（tension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这样一来，无论历史学研究还是政治学研究，首先都须面对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流动性，只有澄清了特定概念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内涵、外延及其负载的文化意义，进一步的探究才能形成知识增量。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的几个重要流派——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法国的话语分析、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注重时空背景和历史脉络、注重对语言和概念本身进行审视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提醒政治思想史研究要提防学说性（doctrine）、融贯性（coherence）、预见性（prolepsis myth）等“神话”（mythology），以免发生时代谬误（anachronistic）。这样的洞见，对于政治思想史、概念史研究抑或话语分析来说都是适用的。
当然，以波考克（J.G.A. Pocock）、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和以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在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也是近年来从事概念史 / 观念史研究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其差别可以大致概括为 ：剑桥学派以负载政治观念的语言（language）和作为政治行动的言语（speech）为研究单元，概念史则以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concept）为研究单元 ；剑桥学派始终致力于政治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科塞勒克及其先行者布鲁纳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则是从德国社会史脉络中走向概念史研究的 ；剑桥学派在研究路径上侧重文本、语境和修辞，概念史研究则侧重概念变迁及其与社会转型之关系 ；剑桥学派强调言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关注文本产生的情境以及文本生产者的意图和策略，概念史研究则强调概念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关注概念本身的过程、结构和变迁。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概念史研究对于理解现代政治有何意义。政治学者大多认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逐渐形成、发展并取代种种前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城邦、部落联盟、封建王国、帝国），是最重要的现代政治现象之一，因此，政治学需要深入探讨前现代政治形态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与此同时，nation、nation-state 的出现，又是和人们关于 nation、nation-state 之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政治学者又不得不去探究加引号的 nation，即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概念、观念和话语的生成与变迁。而政治思想史学者要处理的则是加了“-ism”后缀的 nationalism 即民族主义，就是把民族、民族国家放在各种政治价值之首，为了民族的价值和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价值和利益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这样，围绕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主题，就有了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 ：没加引号的 nation 是政治发展史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加了引号的nation 是政治概念史和观念史的研究对象，nationalism 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显然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但其旨趣和路径又判然有别，很难用其中一种替代另一种，也无法说清究竟孰先孰后、孰因孰果。
事实上，概念史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种研究方法，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知识体系和政治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一方面，科塞勒克等人旨在研究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而不是一般性概念）的形成与变迁，只有符合时间化（概念的意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民主化（概念的社会边界不断拓展并成为各阶层日用而不自觉的概念）、政治化（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并对塑造政治文化发挥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化（概念日益成为权力支配体系的工具和要件）四个标准的概念，才能被视为基本概念。经过反复梳理和挑选，近 7000 页篇幅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只收录了 110 多个（组）概念。另一方面，科塞勒克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著名的“鞍形期”（Sattelzeit）假设，即德国乃至欧洲现代概念体系是在启蒙运动后的大约一个世纪（1750—1850 年）里加速形成的，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也经历了新概念的大量涌现和旧概念的重新诠释，实践革新与概念变迁相互推动，最终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许多政治学者在“政治是语言构成的活动”这一信念之下，尝试以概念史方法探讨现代政治概念，力图阐明“概念变化的政治维度”和“政治革新的概念维度”。
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
既然概念史本身是探究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政治社会这一智识目标的产物，将其应用到近代中国情境中也就顺理成章了。近十多年来，概念史方法被引入中国和东亚研究领域，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了数据库分析、历史文化语义学、新名词研究、翻译与传播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应该注意到，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形成的过程和脉络是与欧洲非常不同的。欧陆国家概念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在拉丁语霸权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语言逐渐形成并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完成的 ；而在中国，多数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都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即日本人用汉字翻译来自西方的概念，再通过各种渠道回传到中国。因此，中国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关注词汇、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问题，以及跨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跨时代（“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和“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问题。所谓“理论旅行”（travel of theory）、“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等，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的学术兴趣，近年来也从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治发展史逐渐转向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研究，尤其关注以下三种类型的概念。一是主体性概念。政治现代性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和政治主体的实质性转换，前现代政治通常呈现为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等级结构，现代政治则要在君主专制的废墟上建构新的政治主体。因此，理解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需要探讨国家、民族、阶级、人民、群众等主体性概念是如何取代君主成为政治合法性之来源的。二是价值性概念。现代政治体系的确立是与主观层面的政治认知、政治想象、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型同步发生的，所以需要考察自由、民主、平等、共和、法治等价值性概念的形成和传播，进而揭示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对中国政治变迁的影响及其限度。三是行动性概念。政治概念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但其中某些概念更能为各种政治主体展开政治行动提供直接指引，革命、解放、代表、组织、宣传、运动等行动性概念，对中国政治变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也最足以彰显 20 世纪中国政治的独特性。除此之外，总统、君主、议会、内阁、政党、三三制、民主集中制等制度性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当然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政治所需要探究的。
涉足概念史研究后，笔者一方面阅读概念史的理论方法，梳理中文学界的研究现状，并就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另一方面借鉴概念史方法，对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若干重要概念作了一些实证探讨，尝试从概念史角度深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解。在对“群众”“运动”“政党”“国耻”“民族”“阶级”等概念的探讨中，尽力将概念的译介与传播、概念的政治意涵及其变迁、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而反思概念、知识和话语对中国政治转型之影响。
一是“群众”。二十多年前，笔者围绕中共组织形态问题撰写博士论文，又围绕土地改革和群众动员撰写博士后研究报告，所以在转向概念史研究后，就很自然地选择“群众”作为第一个深入探讨的基本概念。20 世纪初，“群众”概念在近代中国语境中迅速兴起并广为传播，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流行词汇之一。中国古代典籍、西方群众心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相关意涵既交叉融合又此消彼长，形成了近代中国的两张群众面孔 ：一是个性泯灭、理性丧失、破坏性强、令人忧虑惊恐的“乌合之众”，知识精英应探究群众心理，控制、驯服群众，避免社会动荡 ；二是备受压迫、奋起抗争、勇于牺牲、让人欢欣鼓舞的“人民群众”，革命政党须理顺党群关系，组织、领导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中国共产党人以积极、正面的群众形象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包括群众运动、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在内的一整套群众话语，为中国共产革命的顺利开展和最终成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
二是“运动”。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过形形色色的“运动”，中华书局出版的经典教材《中国近代史》即辟有专门章节讨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立宪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但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维新、义和团、新文化等历史事件都没有被时人称作“运动”，“运动”之名乃是后人阐释与建构的结果。五四运动则不然，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场发生不久即被视为“运动”的运动，在整个过程中呈现出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的社会舆论，堪称“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从 1895 年甲午战败到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再到 1915 年“二十一条”引起的爱国热潮，由国耻事件所引发、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近代中国一再发生，不断累积，到五四运动时达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三是“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产物。萨托利指出，近代西方政党本质上是作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代议制的根本前提 ；及至十月革命爆发、苏俄政府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手段、作为整体而非部分的列宁主义政党登上了人类政治舞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广泛接受政党概念，并对代议制下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给予高度评价，视之为立宪之前提、救国之根基。但在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普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政党论述的基本框架开始从“立宪政治”转向“阶级政治”、从“党派运动”转向“国民运动”，逐渐实现了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观念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
概念变迁与中国政治现代性
和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鞍形期”假设相似，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过渡期”或“转型期”。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当代中国思想史学者中，有人将 1840—1900 年视为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有人将甲午战后的 30 年即 1895—1925 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有人主张将转型时代的下限延伸到 1935 年前后。金观涛等人认为，中国现代政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选择性吸收西方观念（19 世纪中叶以后）、广泛接受和学习西方观念（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在整合重构外来观念的基础上确立中国现代观念（新文化运动以后）三个阶段。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亦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大体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由日本的译介传入中国，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术语已在中文里固定下来。
德国概念史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假设，即“历史的基本概念”不仅是用来描述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是直接影响和推动历史变化的“要素”（factor），具有引导政治实践、参与政治变迁的功能。在科塞勒克看来，概念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经验的空间”（通过对历史的表述为现实政治提供知识和经验）与“期待的视域”（通过勾画理想蓝图为政治实践提供目标和指引），从而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此，概念史研究便不能止步于基本概念如何获得现代意涵，还须进一步探讨它们是如何引领社会政治变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即能由前述个案研究进一步反思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转型。
首先，“群众”概念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主体转换的独特性。“人民”作为卢梭所谓“公意”（general will）的载体，具有无可置疑的道德正当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主权人民”的建构，经历了“国民化的人民”“民粹化的人民”“阶级化的人民”三个阶段，以实现现代国家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标。“国民”以西方近代的 citizenship 为原型，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化臣民为国民”，建构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救亡图存与国族认同的诉求下，晚清以来的“国民”论述又无法摆脱“国家”巨灵的笼罩，只能如其字面所示，始终只是国家的子民。“群众”则是一个更具有多歧性的概念，它是抽象“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因为群众并非不可分割的同质整体 ；又是理想“国民”概念的现实化，因为群众并非权责分明的现代公民。“群”暗示着组织、团结、强有力的社会有机体，“众”则让人联想到盲目、冲动、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群众既可能与人民合为一体，成为代表人口绝大多数、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人民群众，又可能是需要先知先觉者或先锋队去教育和唤醒的落后分子，从而呈现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政治主体形象。
其次，“运动”概念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模式的独特性。在甲午战败后的 30 年间，政治概念体系从多元竞争走向一元化和激进化，形形色色的“主义”概念发展成异常强大的新政治论述，思想文化逐步进入“主义的时代”。正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中，政治概念 / 话语与政治实践的交互影响进一步突显，知识分子迅速走向“行动的时代”。所谓“行动”，首先是以“运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和象征，群众性政治运动在近代中国兴起和盛行，并成为20 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形式，它所代表的政治景观既非传统帝制时代的专制政治、宫廷政治，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选举政治、圆桌政治，而是一种基于精英与民众之辩证关系的广场政治、街头政治。
再次，“政党”概念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领导力量的独特性。经历了政党观念的结构性转型，中国共产党和此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政党或准政党均有实质性的差异，它在目标上是革命型政党（在体制外以武力方式夺取政权）而非宪制型政党（在体制内以选举方式竞逐政权），在功能上是整合型政党（动员和教育群众）而非代表型政党（为获取选票而迎合民意），在结构上则是干部型政党（以觉悟和素质较高的精英为中心）和群众型政党（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为诉求）的结合。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有主义的组织与有组织的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成就了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急剧变迁，政治观念转型的“主义时代”、政治主体转换的“群众时代”、政治实践革新的“运动时代”都在这一时期联袂降临，将三者有机整合起来的则是以主义为引领、以群众为基础、以运动为手段的新型政党，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现代政治概念往往会经历从复数（plural）到复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从表征到要素、从话语到行动的转变，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转型来说，它们不仅是解释世界的语言工具，更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召唤主体的号角、革命动力的源泉、通向未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