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数字化移植，而是基于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嵌逻辑，通过衍生其逻辑链，实现以数字系统贯通全链条的教育过程。从技术驱动模式创新的外源数字化转向系统整体创变的内生数字化的跃迁，其关键是揭示其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链的动态演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链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旨在协同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融合共生与协同共进，以形成数字融合育人的新形态。因此，数字技术不仅仅是达成数字技术飞升的目的，更应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按照人的尺度来发展，实现内在人的发展与外在数字样态的有机统一。其关键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因果链条，揭示其动态演进机理。

1.在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嵌、融合与共生关系中产生逻辑链。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逻辑链的形成及其运行模式，着力点在于揭示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互嵌、融合、共生关系，以确立关系视角，建构关系路径，帮助研究者从纯粹的实体主义和静态理论中移开，聚焦于关系与互动。[9]一旦将关系视角延伸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势必引致思想政治教育立场、思路认知的变迁。

首先，数字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精准分众的个性化服务，并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流程再造、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让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从单向传播走向网状传播，实现了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相互传播。然而技术并非万能。数字技术嵌入并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变迁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个反嵌的动作。既让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算法、建模等数字化方向发展，又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导、约束数字技术野蛮生长，规范其应用的范围与边界。

其次，考察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共生关系，是对技术嵌入和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深入思考。它既表现在数字技术如何嵌入并赋能的问题，也表现在已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数字技术如何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思想政治教育反过来又如何对数字技术进行价值重塑的问题。如区块链、元宇宙、ChatGPT等，这些新兴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信息搜集上，从小数据到依靠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更迭，旨在确保获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流的可靠性。进而通过数据和算法应用、模型建构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符合个人和社会的需求。

最后，新技术也创造了数字应用的新形态。如三维虚拟、多源信息融合交互式的全新体验。这些技术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共生，能够形塑全新的数字育人模式。如采用ChatGPT的预训练和强化反馈机制时，不局限在算法设计层面，而是向人的心智水平看齐，将人的道德标准植入ChatGPT中，使其作出类似人的道德判断，进而推进数字化育人模式。

2.因果链与相关链的协同调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可以使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语义和逻辑基础的数学对象，让模棱两可的概念得以阐明。[10]与此同时，因果论也紧跟时代脚步完成了数字化，那些依赖于因果信息，长期被认为是形而上的或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现在也可以借助初等数学加以解决。[10]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既有关联关系，又有因果关系。当然，因果关系其实只能算作关联关系。我们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链，必须厘清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间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

一方面，辨析关联关系与因果关系。关联关系是一种基础的观察能力，具有发现环境中规律的能力。数字技术的核心驱动力是数据与算法。而数据是人们在生活中留下的痕迹。算法在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数学模型。[11]数据与算法驱动的功能旨在释放数字化红利，发现新的相关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以数据和算法驱动为基础，我们把要解决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表达为Y=F（X）的关系，其中Y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X则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相关因素。这一函数关系既可以是相关关系，又可以是因果关系，即通过X干预Y。F既可以是简单线性函数，又可以是复杂函数。然而，仅仅依靠相关关系并不足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难题。因为数据可以告诉你用户在A版本的App上比B版本的App上点击率更高，却不能告诉你原因何在。所以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核心挑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如何揭示因果关系，发展因果链？

另一方面，数据和算法是否只能发现关联，无法确认因果？因果链与相关链孰高孰低？如何再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逻辑链，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解题低效的原因？这就需要找寻因果链与相关链的辩证关系。其实数字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时，相关链与因果链是并存的。依据“因果之梯”将问题分解成观测、干预与反事实3个阶段。因果思维的思考层级是关联→行动干预→反事实。基于这3个阶段展开相应的分析方法时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因果问题对应干预层，它解决如何预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干预带来的个人思想品德变化。而关联则对应着观测，旨在解决无干预状态下的预测问题，预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及其实效性的未来走向。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关系并不能预测、判别干预是否有效。而必须通过求解因果问题来预测干预后果，以选择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换言之，每一个因果链都代表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不是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因果与关联两类机制同样重要。这就要求将相关链与因果链有机融合，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链。

总之，众多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与范式创新，但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基本停留在静态分析层面。因此，亟须从历时性维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链条及内在逻辑关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链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既包含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承与盘活存量，推动传统优势以延伸思想政治教育逻辑链。同时也需要激活要素，优化要素流动形式，涌现增量，以补链与建链。这是基于系统整体创变的内生数字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式。

1.盘活存量，利用传统优势，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延链与升链。数字技术嵌入并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盘活存量，激活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来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链的。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延链与升链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具有变革性与创新性的数字形态。它不仅是人、机、物全域有机融合而成，而且是智能转型与效能增值。

首先，数字技术特有的动态、可视、互联、共享等性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数字画像，运用图像识别，抓取多场域的多模态数据，并深度分析因交往时空、交往主体、交往方式变革引致的教育主体行为习惯、思想动态与情绪价值的变化。这种强大的信息搜集、传输和整合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延链与升链的动力源泉，进而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延链与升链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使得人与人之间摆脱了物质性的约束与社会现实的限定，社会交往的关系变量空前复杂，主体之间从“人—人”延伸至“人—机—物”的全链条繁杂互联，产生了多重性主体。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要义，是再现连接力。基于技术嵌入性，以人工智能、互联网、仿真模拟、增强现实等技术系统性地推进了数字连接与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使其主体链条从人与人延伸至“人—机—物”之间的全链条泛在互联。进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实现纵向创新的升链升级，形塑一个全链条和横向多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最后，数字技术赋能，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行为、数据和角色等要素具有变革效应，而且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由现实时空延伸至数字时空。而数字场域打破了教育关系网中主体、教育内容、资源的线性组织关系，形成了空间网状联系。既往基于要素联结的逻辑对应关系走向数字空间并置关系，进而全域性地延展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及彼此之间的数字链。由此，延链与升链，不仅涵盖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教育主体思维意识转变，而且创造了新的数字应用场域。

2.激活要素，涌现增量，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补链与建链提供基础。依据数字技术所打造的时空开放化、虚实融合化、资源集成化，不是处于技术“打补丁”的角度，来修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状态。而是在场景多元化、数据共享化、人机交互化的激荡中，形成数据记录、资源共享、精准推荐，凸显数据价值，涌现增量等以补链或建链。

首先，数字技术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数据的流程驱动，而是体现在数据的知识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价值的释放。数据价值必须在应用场景中才能实现。因此，补链与建链集中体现在创建数字应用场域中。数字化场景并非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简单拼凑，而是虚实共生、互为镜像的一个崭新的数字应用场域，是依靠人机物融合，万物互联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场域。它是在简单与复杂、线性与非线性、常态与异态、渐变与突变、演变与转化中展开的形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链。它强调联结思维，并在联结中促成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的涌现与跃迁。因此，补链与建链是基于数字技术、行为和人等诸多要素的交互耦合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系统的核心要素以及相互关系的重构。更是基于系统整体创变的内生数字化驱动的系统转型、流程优化、模式创新与范式革命。它让思想政治教育以“全主体”“全维度”“全场域”“全链条”“全领域”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

其次，要建链就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平台，以沉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数据。进而分析与评估每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让数据说话成为可能。一是以数字系统贯通“全链条”的教育过程环节，再现技术群形态、交往形态、文化样态的深刻变革，以及跨时空、跨系统、跨领域的数字流通。让增大思想政治教育涵容量有依据。二是以数字图像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全主体”的数字化发展，推动主体间互动借助虚实互嵌纵深展开，生成数字观念、提升数字素养，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多元化成为可能。三是以数字连接协同“全领域”的资源力量，搭建数字新基建，建设以数字连接协同“全领域”的资源力量，拓展数字资源，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水精准滴灌”成为现实。四是以数字孪生映射“全场域”的数字化场景，构建跨域离场、跨时空泛在的育人场景与跨界协同的育人格局，让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扩容能落实。

最后，补链和建链也体现在创建适应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范式上。数字技术变革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具有广泛化、移动化、灵活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特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从理论主导的科学范式向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研究范式转型。“每一种新的范式都是一种新的向世界提问的方式。”[12]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超越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解决问题的范畴与边界。因此，以数字技术拓宽问题研究的视域，以数字思维变革分析问题的逻辑，以数字方法革新解决问题的范例[13]，形成归纳、推演、算法驱动等相交融的研究体系，并为思想政治教育补链与建链提供基石。

总之，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与互嵌逻辑，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呈现“全样本数据+算法模型+归纳分析+可视化反馈”的特征，进而反思人之主体性问题，体悟虚拟与现实中的伦理隐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从技术外源性数字化到系统变革和整体创变的内生数字化。

研究范式的确立及其变革是学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作为数字化的引擎，数据与算法以其在搜寻、复制、传输、追踪和验证环节等功能，全方位重绘了数字中国的现代图景。如果说，世界变化之广、之深、之烈，尚无系统性的知识框架与之相匹配[14]，那么“只有跨学科的研究才有可能建构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15]。这种科学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的方向。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跃迁的逻辑必然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研究本身就蕴含了整合品质，它跨越了传统学科划分，立足新基点，跨越学科陈式，转变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促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领域的创新与变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营造全覆盖的数字融合育人新形态的同时，也驱动了其研究范式变革。

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是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使然，也是其自身发展所致。范式的更新不仅体现为认识论的进步，也体现为问题域与方法论的更新。数字技术将改变知识的生产与表征范式，进而引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域转移与研究方法的扩展，乃至研究范式更新。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并非预先存在的，而是孕育在相应学科研究的发展之中[16]，是数字时代社会变革使然，也是其自身发展逻辑需要所致。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跃迁是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使然。“导致科学立场和概念结构大幅度转变的不是特定的科学研究，而是周遭社会环境的改变。社会变迁改变了我们对于社会的基本意象和社会价值观，这反过来又导致新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或者新的概念和经验研究方法。”[2]当下数字化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烈度和广度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进而改变了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过程中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其研究范式也随之变革。依靠数字技术赋能，我们可以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中每一环节的信息进行挖掘、收集与分析，以发现新关联，找寻因果链，从而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供精准预设。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变革是在兼顾技术性、人文性、教育性等中孕育、形成、确立的新范式。并采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断统合的整体视角，还原人类社会的整体样态，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演进是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把数据和算法作为贯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变革和研究的基础单元，不仅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潜力，也彻底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增长的路径。数据驱动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带来了全新的手段与分析工具，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域，催生新的数字交往方式，释放了高效精确的技术手段，并以符号化和感官化体验特征展开互动。这就需要重新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所须应对的数字场域、数字沟通方式，以及规避信息茧房等问题。进而建构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研究范式，从学科交叉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等问题给予及时回应。

诚然，数据和算法驱动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数据和算法在某些方面，将可能取代有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比如类似于人工智能在决策支持方面的应用等。但算法黑箱的出现，会给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构带来难题。因此，以价值驾驭算法，依靠数据和算法驱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来推动研究范式变革，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新路径。

2.确立以数据和算法驱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数字和算法优势在于发现关联，创建相关链。即数据与算法驱动的关节点是建模，建立函数Y=F（x），以实现更好的预测能力。即依托大数据，尤其是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副脑”的帮助，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可以揭示各种客观或主观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一旦被解释，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表达。这些新的数字化知识形态所涵涉的变量涵盖了客观和主观、必然和偶然、存在和演化、事实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范式，不仅会带来更加精准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形态，而且还具备了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强大潜力，让研究者可以降低对既有理论的依赖，并通过产生或收集研究对象的数据感知此对象。

此外，由数据思维和算法驱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从“小数据辅助”向“大数据发现”模式转变，在数字化可及范围内接近于覆盖所有空间、所有对象等，整体性的全样本代替了随机性的抽样。数据已经成为主体的一部分。

当然，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范式也面临着以下问题：当数据“泛滥”是否会引致过去的研究手段过时？当数据可以言说自身时，是否意味着理论的终结？如何生产数据，什么样的数据值得和应当被采集，以及数据可以怎样使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对应了数据生产规范、数据采集边界和数据应用方式等等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不仅需要不断地观照其逻辑链，把相关链与因果链有机结合，而且需要展开对新范式的考量。

（二）数据和算法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演进理路及其考量

由数据和算法驱动与介入，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模式和方法交叠下所发生深层次的裂变，并非表面上的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嵌入、智能升级和数字资源的更新，而是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转型、能力再造与范式革命。然而，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基本理念、行动规范或研究工具，还远未达到形成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范式的地步。

1.以数据和算法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变革的机理。数字化日益成为一个渗透各学科的巨无霸，几乎任何学科都可以搭上数字化研究的快车。由数字与算法驱动引致的研究范式转换势必凸显。如果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基于学者的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实证，从而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演进，这是一种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17]那么，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则是在海量、多维度的数据中更加全面地捕捉所有可能性，并从大数据中获得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问题，找寻因果链，获取结论。正是由于数据和算法成为贯通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域、实施过程和研究方法的基础单元，才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一场颠覆性革命。因此，由数据和算法驱动引发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旨在从学科交叉、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视角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模型。

一方面，数据和算法既是问题的起源，又是解决问题的图景，是一种全场域、立体化、深耦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图景。全场域，意味着形成强大的数字主体、数字场域；立体化，则不仅仅是强大数字技术在不同场景的广泛应用，更是主张以数字化为主体，全方位搭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深耦合，它不仅强调信息化或“人工智能+”的单向嵌入式思维，更强调数字化双向互动的耦合思维。这一新研究范式是广泛采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分析方法，凸显了知识发现的数据挖掘技术，尤其是依赖大模型认识世界。这种结构性、系统性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近似描述，促使以往的点状创新向系统集成创新转变，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学者转向更高层次、更具创新的研究活动。也使得研究者能从简单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那些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活动上。

另一方面，数据和算法驱动使跨学科、多视角、集成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为可能，并带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认知方式、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的变化。[17]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嵌套于由数字文明引发的复杂时空中，并受“虚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技术与价值”多维关系的矩阵影响，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的转换和学术范式革命。

2.对数据和算法驱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革命的考量。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正在将全部人类知识装进数字化的知识新容器中，重构整个人类知识版图。[18]由数据和算法驱动产生的新范式是经验、理论、计算和智能的深度集成，开启了跨学科合作的新时代。因此，数字时代，范式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无疑给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范式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在虚实交融的数字场景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被全程包裹在庞杂的数字网络信息之中，其内容、议题与主流价值观在获得精准化、个性化、感性化有效传播的同时，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时有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各种虚无与泛娱乐化隐蔽渗透，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之数字失语现象。因此，我们采用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研究范式跃迁，并不是以数据范式包揽其他一切范式，而是对其他研究范式的一种补充，并与其他研究范式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才足以应付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

其次，对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的考量，要回归生活世界实践场展开。因为研究范式、方法大都来源于生活，很多分析方法其实都在生活中运用过，只是没有去复盘而已。从生活世界的大视野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也仅是生活洪流中短暂的交汇点，多元话语的交锋、个性的张扬等无一不是数字红利的体现。换言之，仅仅从简单的、直观的外显数据出发，将日常生活的一般性悬置起来，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间的定量关系，以及离开日常生活所建构的纯数字模型等，都可能引致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产生的具体教育生活环境和背景因素被剥离、被割裂。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还可能会使人被驯化为无生命状态的数字生物。而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落实的实践场，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协同并进的发展路径。

最后，算法规制可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中活生生的生命区隔化与碎片化，个人的行动建构与主体表达乃至身份成为快速变动的符号。尽管算法在表面上是数据本身，但每个数据背后都指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为与互动。这意味着衡量算法有效性在于对社会关系效能的把握程度。因此，遮蔽日常生活的视角来探讨人的成长发展与脱离教育生活世界的数据预测，皆不利于个体的生命展开。我们不能因为数字的便利性获取就单纯依赖数字技术处理与分析教育问题。而要善用自上而下的国家政府政策的规划之手，在生活世界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智适应。一是提升对生活环境扫描能力，采用技术跟踪、搜集人们的行为习惯、思想动态、情绪价值等要素的动态变化轨迹，以吸收每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对接与聚合功能，进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二是注重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的数字价值潜质挖掘与数字价值共享，形成新的数字价值创造渠道。因此，从数据观察转向回归生活世界实践场这一思维变化，意味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拓展与落实。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及其范式革命，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来优化教育过程、改善教育供给、提升教育体验的过程。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也因其极强的建构性和现实性可能被泛化，导致其概念取向与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争议。因此，技术逻辑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逻辑。技术的优势也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无论是数字化，还是变革研究范式，必须兼顾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交织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