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公众号）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章的高度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提供了明确的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既有世界风、“摩登”范，也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内在魅力与独特光彩。文明特质是指某个文明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要素的本质体现，它是基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过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生活方式和生存经验形成的，人们可以通过它来认识不同的文明。文明特质是对现实国情的静态描述，也是对历史进程的动态概括，是一种长期积淀的综合特征。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延续千年而从未中断，其影响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血液里。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明提升到中华民族的“深厚渊源”“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滋养”“民族精神”“基因”“血脉”，以及“民族的灵魂”“精神命脉”的高度，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只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向外传播过程中，中国通过主动融入现代化、自觉探索现代化、批判创新现代化形成的。将中国式现代化放进人类现代化的洪流中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着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着显著的文明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质特点，“和而不同”“共同富裕”“人民民主”“和平发展”分别从生成逻辑、人民逻辑、制度逻辑、比较逻辑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

首先，和而不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和谐共生”“万物并育”等理念，这些理念表达了中国人看待世间万物的方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世界是多样的，差异是必然的，万物是共生的，因此要以和为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谐相处的多元一体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明特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时，能够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既没有盲目抵制由西方开启并向全世界传播的现代文明，又没有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不仅能够以宽广的胸怀接受现代化的洗礼，而且能够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充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

其次，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追求，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逻辑。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本主义传统。在马克思看来，由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反而制造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更大的贫富差距。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最终形态的基础要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此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均贫富”的观念，小康社会、天下大同、平等和谐理念寄托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中国共产党接续了中国人民的千年夙愿，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懈追求。实行公有制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前提，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物质基础，新时代“以先富带后富”、在高质量发展中通过“逐步共富”“全民共富”“全面富裕”为共同富裕不断提档加速。

再次，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制，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民主制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极大地解放了人类被长期压抑的自我意识，促进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实行民主制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民主制不等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仅仅只是形式民主，在根本上削弱了现代民主价值，成为装饰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华文明“民本”传统的继承发扬，是对现代民主制的守正创新。它将中华文明中“民贵君轻”思想同现代文明中的身份平等相结合，创造出了集人民性、民主性、全过程于一体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在这里，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制度体系科学有效保障了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切实行使。

最后，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伦理，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逻辑。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助力人类开启了现代文明，促使人类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那么中华文明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则将发挥引领人类文明未来方向的积极作用。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安土重迁，耕耘四季，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这与西方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外向性、冒险性、扩张性有很大不同。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种族屠杀、奴隶贸易、侵略扩张、金融霸权等方式，从全球范围内攫取他国劳动成果，给整个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带去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和伤痛。时至今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还在固化当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一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既是一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性描述，又是一种关于人类在未来所应采取的现代化模式的规范性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肩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关于文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的集大成，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文化自信，巩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在现代化语境下，“和而不同”是指中国既能融入现代化大潮又能保持独立自主的文明品质。“和”是指中国能够跟上、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不同”则是指中国能够结合自身传统和国情来发展现代化。如果只有“和”，中华文明就会迷失在现代化潮流中，不仅不会取得现代化的成功，而且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甚至会使自身文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只有“不同”，中华文明就会远离现代化潮流，不能通过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来发展自身，最终也将被历史所淹没。只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国才能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追溯历史，游牧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都曾在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文明产生过强烈的冲击，但最终这些文明都被“化”进了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变为其他的什么文明，反而因获得了外部借鉴而得以保持文明的活力。显然，“这是在中国的传统的经验里面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相比于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华文明提倡的“和而不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典型的体现便是阴阳的符号，一对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存在，彼此还包含了另一个的种子。”正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可变性开放了足够的空间，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文明传统中“和而不同”文明基因的具体体现。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积极融入现代化的产物，体现了“和”的特质。中国的现代化始于危难。在面临来自西方开启的现代化的冲击时，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虽然经历了沉重的苦难，但并没有就此沉沦。在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带领下，中国从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器物、制度、文化到全面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为中国融入工业化、现代化扫清了制度障碍，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奋斗历程。20世纪80年代，面对国际形势缓和与时代主题转换，第二代领导人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此后，面向世界、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成功推动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演绎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中国故事，实现了从吃力跟跑到并跑领跑的现代化飞跃。这其中，“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这股历史潮流。虽然西方文明开启并传播了现代化，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专属物。作为一种动态的进程，在现代化要素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世界上其他文明也参与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同时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事业的光大，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和合特质，其强大的包容性值得称道。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化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精神等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也有学者从经济、政治、组织、观念、活动、交往、生活、能源、环境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499增长到2022年的0.779，成为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首次测算人类发展指数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跨越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在政治文明方面，被视为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效卓越，以人为本的“中国之治”组织规划了世界上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激发调动了亿万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智慧和热情。在社会文明方面，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现代教育体系，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中国社会呈现出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组织活跃、社会分工协作程度不断提高的欣欣向荣局面。按照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提出的包括十个指标在内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国已有七个发展指标达到现代化水平。因此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具备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体现了“不同”的特质。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们追求“和”，也要承认“不同”。“实现‘和’的前提是要承认‘不同’的客观存在”。多样性是常态，差异化是常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的突出特征。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追求、品质和价值，是其文明特质的具体呈现，其文明意义在于“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近几年，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将中国修路致富、精准减贫、对外开放、男女平等、重视教育等视为现代化探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于世，其文明特质熠熠生辉、与众不同，吸引了那些想要避开西方国家错误、实现自主发展国家的目光。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具有“和而不同”的文明特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没有“和”，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绝处逢生”；没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傲然于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追求。1%人的财富超越世界上其余99%人之财富的总和，这是野蛮的丛林王国，不是文明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悲惨世界”的延续，不是人类社会的倒退，实现共同富裕、公平公正是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如此。

首先，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永恒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民为本的现代化，人民主体性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底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之一，并提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的幸福，发展的过程需要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这既从根本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将极大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是对人民群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财富创造者地位的抹杀，因为贫富不均向来表现为文明财富生产者的贫穷与文明成果占有者的富足之间的对立，贫富悬殊的直接后果是绞杀底层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文明传承角度看，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共享文明成果的权利，大多数人没有享有文明成果自然无法传承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反抗怨恨，从而导致文明成果遭到破坏。因此，共同富裕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文明的创造、传承与保护。共富理想更是蕴含于中华文明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从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斗争纲领，思想家们“权有无，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政治主张，到“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追求，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渴望亘古不变。

其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自身的世界观。“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导致经济分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犯罪盛行、民粹主义泛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即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为此，国家正在不断强化分配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切实举措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转化为人民群众共有共享成果。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制度，代表了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人类价值，作为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深刻反思，其初心就是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人享有美好生活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社会主义本质应然、中国发展实践必然” 。

最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追求。共同富裕既包括人的物质层面的富裕，又包括人的精神层面的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促进人的物质层面的富裕是实现人的精神层面富裕的基础。但将物质当作基础和决定性存在的同时，还要避免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成为物化的人。促进人的精神富裕能够发挥促进人的物质富裕的积极作用，因为人类是一种精神存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要素，在肉体生命延续的条件下，人的精神可以成为超越物质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在精神的作用下突破传统的一切禁锢走进现代社会，并促使人类在物质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因此可以说，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物质富裕可以促进人的精神富裕，促进人的精神富裕还可以发挥实现人的物质富裕的积极作用。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人、提升人的现代化，否则实现现代化就没有意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精神是文明的高度。人类正是在精神的作用下超越动物本能、突破传统禁锢走进现代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现代化使物凌驾在人之上、使资本奴役人民的野蛮性，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通过实现物质富裕促进人的精神富裕，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更好发挥人创造物质文明的积极主动性。这样的现代化才是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才是高扬民本精神的、文明的现代化，才能避免人沦为单向度的人、物化的人、异化的人。

总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追求，反映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文明特质，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正在向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更高文明阶段迈进，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强大的人民逻辑也能够使之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生产关系。

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但如何将民主的价值和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科学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来进行民主实践，还需要人类进行深入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西方的民主实践仅仅停留在代议制民主阶段就不再往前发展了，但代议制民主反而弱化了民主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找到了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对民主理念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为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了制度保证，从民主的各个环节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

首先，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权利性。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选举本身对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需要将民主选举这一要素纳入民主范畴。”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选举和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不能混为一谈，二者在民主性质和服务对象上都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的民主选举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办事员，是执行人民意愿的公仆。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则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在根本上成为了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社会主义的民主选举是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是精英民主。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我国不仅规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包括选举程序、代表比例、候选人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民主程序，从而保障民主选举的健康运行。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坚持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以及差额选举、秘密投票的原则，依法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并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代表。

其次，大力推动民主协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独创性。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而言，如何在民主实践中真正彻底地践行民主的价值，是一个困扰人类已久的大问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现代化纷纷通过实行代议制民主开展民主实践，这使得普通民众在民主实践的大部分时间是不在场的。正如卢梭所指出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其结果就是，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没办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所以可以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就在于协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民主协商既能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使人民亲身参与到民主实践中，又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既可以使人民充分表达意见，又可以广泛凝聚共识。这是独一无二的制度创新。

再次，切实开展民主决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科学性。“在当代，决策已经从个人决策转向集体决策、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专制决策转向民主决策。”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决策公开及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例查机制在内的七大流程，有效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决策的科学性。公众参与是决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任何决策都要反映民意，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广泛集中民智；专家论证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通过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和深入分析，可以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风险评估是民主决策的必经程序，事先考虑到该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预防、保护和补救措施，但不能因为决策可能存在的风险，就迟迟不作决策，而是要努力降低风险；合法性审查是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决策主体、程序、内容、形式等合法性进行审查，有助于将不合法、不合规决策消灭于萌芽之中，强化了决策风险源头把控，有助于提升决策的合法性、规范性；集体讨论决定是决策民主性、科学性的再次确认，实行集体讨论决定可以避免个人专断搞一言堂、家长制，使决策更加科学、公正；决策公开是决策透明化的基础条件，决策公开透明，才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使决策接受群众监督；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既是贯彻问责制的需要，也是倒逼领导在作决策时更加科学、民主、谨慎的举措，以杜绝决策者“拍脑袋决定、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的现象。总之，决策是政策的源头，决策科学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特质的重要体现。

复次，稳步推进民主管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人民性。民主管理是指“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民主管理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民性，人民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国家的管理者，其次才是被管理者。其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要处处以人民的意志为准绳，要时时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追求。其二，人民的事情人民管。人民是进行民主管理的主体，只有人民参与到民主管理中去，民主管理才是名符其实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只有人民参与管理、人民进行管理，才能避免出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二元对立，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人民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进行民主管理：一是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包括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二是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主要关系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三是参与管理企事业单位的事务，这包括在企业内部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提高人民作为企事业单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公民参与管理的质与量，最大程度地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地参与管理，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人民性的真谛。

最后，广泛落实民主监督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公正性。这直接关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否有效运行的问题，关系到公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只有推进民主监督，才能确保“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通过民主监督，可以有效扼制权力滋生的腐败，可以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批评和纠正，对违法乱纪人员进行严厉惩处。客观来看，“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特别是中华文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权力监督理念与实践。如西周时期周公旦曾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秦汉以后还设立了行使监察职权的官员——御史大夫。新时代，通过民主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具备了更完备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目前，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网络监督等在内的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这都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党派、机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智库人士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从不同角度、代表不同利益使监督没有死角、不留空白，比起西方国家喧嚣一时的“选举”“投票”，中国式民主从制度细节上将民主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一一落到实处，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为推动民主事业、发展政治文明进行的新探索，是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确保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有效制度安排，以东方智慧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这一系列制度紧密衔接，环环相扣，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特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又将不断推动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

西方文明是一种扩张性文明，其扩张性源于其自我优越论传统。西方文明优越论反映到政治实践中就是以国家之名和人类幸福之名对外扩张，原因在于“我”要通过侵略扩张将“你”纳入“我”之中，从而变成“我”。在西方现代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就携着现代化所产生的文明优势向世界进行文明输出，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圣经，不仅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黑奴贸易、殖民统治，更是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中国就是近代西方对外扩张的受害者。中国深知战争不会给人类带来进步，一国的发展不以损害别国发展为代价既是道德自律，也是经济理性。“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孟子曾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华文明特质的自觉选择。和平发展既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为推动人类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对于中国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目标追求，想要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与西方文明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不同，中华文明将追求“和”作为一种单纯的信仰，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伦理规范。儒家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无论是与己和解自洽、与家人和睦相处，还是对内安邦定国、对外协和万邦，“和”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怀有“大德”的君子能够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家庭和谐、社会和睦、国家和顺、天下和平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天下太平”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高度概括，“太平”是关于天下的最高想象，太平包括和平，但高于和平，《吕氏春秋·大乐》云：“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不仅是“协和万邦”，也是“天人合一”，归于“天下大同”。总之，中华文明在其思想开端处就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文明的路径：西方文明将现实的人割裂开来，转而将灵魂的善好寄托于虚无的上帝，从而使个人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使得西方文明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冲突的状态；中华文明则致力于寻找自我与他者、与天地、与万物的和谐相处之道，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家国同构、万物一体、天下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

其次，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走上一条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之路，除了和西方文明特质中的扩张性、中心论、优越论有着紧密联系外，还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西方现代化向外传播过程中实际上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牵引着西方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散。为获取最大增殖和利润，西方国家不惜通过制造战争来清除阻碍自身扩张的外在因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觉追求。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中国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走出了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开放发展表明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姿态，合作发展体现致力于增进共同利益的努力，共同发展表达的是美美与共、友好往来的愿望，其本质都是从和平出发、以和平手段、为和平目标来实现发展。

最后，和平发展是中国为推动人类现代化所作的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与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野蛮做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互为机遇的现代化，是造福中国、利好世界的发展正道。以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靠本国人民苦干实干加巧干的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捷径”可走，更没有“便宜”想占，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损害别人利益的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贡献是不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净贡献。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和金砖新开发银行，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推动全球发展援助合作，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惠及世界，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已经愈来愈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一国的事情，“而且是关系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前景的全局性的问题”。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才有利于各国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互学互鉴、互补互益，推进人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是利己达人、协和万邦的现代化，传承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精神追求，必将汇同世界上一切文明进步力量一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优秀土壤，以独有的文明特质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而不同，以“和”汇入现代化文明潮流，以“不同”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发展的基本逻辑；实现共同富裕，是“民以食为天”的人口大国恒贯古今的文明追求，中国为实现更加平等公正的现代化进行的探索，让世人看到了为人民谋幸福、为天下谋大同的文明担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形式，是人类在政治文明领域取得的伟大进步，为各国探索民主实现形式、丰富民主实质内容起到了表率作用；推动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是中国植根爱好和平传统、以自身现代化成果造福世界的自觉选择，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节操和天下情怀。总之，从生成逻辑、主体逻辑、制度逻辑、比较逻辑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文明传承的深刻论述，更好地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厚度、人文温度、价值高度、胸怀广度。当然，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不为孤芳自赏、独美其美，更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学互鉴、互促互进的现代化，才更加接近人类整体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