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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它能够使每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从前所未有的对外交往中获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强劲动力，能够有效激发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活力，能够有力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即人本身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全球化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得以持续推进、持续完善的重要原因。离开了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正常推进。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顺应得如何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还有学者发现：“在Factive档案中，‘全球化’一词首次出现于197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份行政管理文件。”不过，“直到80年代初，或者说直到80年代中期，学术界还不承认它是一个重要概念。”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化”一词开始兴盛起来，其热度迅速提升，逐渐成为高频度用词之一。Factive档案显示：“1981年，这个词仅被使用两次；2001年，其使用次数增加到57235次。”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
所谓全球化，是指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生产力、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其他多个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相互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强、相互间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整体化生存和发展的趋势，以至于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越来越无法脱离别的国家而单独地存在或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集约化，同时又指世界整体性意识的日益强化”，“可以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它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事务在空间组合上的转变——无论是从广度、强度、速度还是从冲击力上来说——生成了洲际或跨地区的流动，以及活动、互动与权力运作的网络”。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对于全球化这种历史必然现象，他们用“世界历史”这一术语予以概括。他们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大航海时代至今，全球化经历了500多年的漫长历程。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覆盖面大幅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平行市场共存的局面随之终结，同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同一的世界市场主要表现在：1995年开始正式运作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及覆盖面日益增大，其成员国多达164个，覆盖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应当承认，虽然全球化就总体而言在迅速推进，但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影响力是有很大差别的，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例如，同其他领域相比，通讯交流网络领域的全球化相对来说呈现出某种快速推进的情形。始于1969年的互联网，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迅速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至今日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极大普及。2020年，全世界的互联网网民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为59.6%，高收入国家网民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比重为89.4%，中等收入国家为57.0%，低收入国家为19.5%，中国为70.1%。互联网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对接。”“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而且，互联网对于不同国家民众相互间的交流沟通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有时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或是重视不够。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已经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从人口数量上来看在迅速增多，从各个领域的覆盖面积上来看在迅速扩大，从内容上来看在逐渐丰富，从速度上看在迅速加快。不同国家的民众，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同的个人感受，对于发生在别的国家的、并不直接关系切身利益的一些重要事情，却有可能会产生出某种共情现象或者迥异的理解、解释、反应，形成各种各样的观点，汇聚成形形色色、甚至有着一定影响力和影响面的舆情。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第三，相对有机整体的形成。全球化有着一个明显的由机械联系状态逐渐演化为有机联系状态的逻辑。总体而言，如果说全球化在其初始阶段形成的是一种机械联系的整体、相关国家间会产生“物理”影响的话，那么后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则逐渐地演化为具有某种有机联系的整体，相关国家间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化学”或“化合式的”影响。相对来说，自大航海时代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化处在一种机械联系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时期。当时，殖民主义国家处在一种大肆扩展其殖民地空间、倾销商品、肆意压迫剥削殖民地人民的状态，而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则处在一种由于丧失国家主权、缺少自主性产业而被迫成为殖民主义国家的原料提供地、商品倾销地的屈辱状态当中，不具有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也就不存在与殖民主义国家进行主动、平等的融合性互动的可能性。加之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以及交通、通讯等交往工具的相对落后，当时的全球化呈现出机械联系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由以往机械联系的整体状态逐渐演化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状态。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获得了独立，重获了国家主权，很多国家开始了主动的现代化建设，之前被动、消极的现代化建设状况逐渐被改变。在这一时期，真正的全球市场开始形成，并覆盖了大多数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迅速展开，中国、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也加入了世界市场，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其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地理版图。此外，当今世界，金融作用的大幅度提升、交通条件的巨大改观以及数字技术的出现与普及，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具有了“有机性”的“化合”的色彩，各国由此在经济上相对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逐渐凸显。这一时期，全球化对于各国现代化动力的作用逐渐从外在助推条件经由内化而逐渐转变成其内部的动因，甚至成为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显然，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积极加入全球化潮流，否则便无法正常进行现代化建设，最终将背离历史潮流、走向衰亡。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活动空间前所未有的拓展效应、种种生产要素前所未有的聚合效应、人的活力和创造潜能前所未有的激活和释放效应等，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动力的生成和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全球化能够有效激活国家共同体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从现代化基本载体的维度看，全球化能够有效激发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层面的内在动力。无疑，在迄今为止以及未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现代化建设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具体载体来进行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得如何，主要取决于内因，而全球化只是外因。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阿马蒂亚·森也认为：“自由、自立的主体才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内因只有同全球化这个外因实现有效的结合，才能催生其内在动力。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主权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开展的根基。国家主权对于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实体仍然是各国的国民经济，这是继续同特定的国家领土维系这一切的动因。”这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其现代化建设的初始阶段。虽然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大量国家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以及形式上的国家主权，但是严格来讲，不少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独立，也并不具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它们面对的仍然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分工结构。在这个秩序中，大量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具有依附性的特征。“我们把依附确定为一种历史状况，它造成了一种世界经济结构，即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并决定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它们的经济—社会现实。”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更可以通过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金融手段以及有损于他国主权条件的投资附加条件等多种方式，借助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主权意义不够完整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正的经济交往、交流活动，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样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如果不具有完整的国家主权，那么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正常推进，只能困于低度发展——纵向对比，自身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横向来看，即同发达国家相比，二者的差距仍在拉大。由此可见，主权问题是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
从发展中国家国自身的角度看，由于它们正处于现代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它们的民众面临着诸如陌生人社会、漂泊感、社会焦虑等问题，因而他们十分重视寻找归属感。而强大、独立、有尊严、具有归属意义的共同体——主权国家恰好是他们所急切盼望、认同的，这会进一步激发他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综上所述，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国内民众的期盼，要求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国家认同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的确具有某些实在的功能性力量，在保证个人的本体性安全、维系国家和谐发展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维新’国家认同上，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与维系民族国家认同、对外开放与捍卫国家主权都是同步进行的。
第二，全球化有助于倒逼一个国家将现代化建设确立为时代的中心任务。一个国家在解决了其独立、国家主权的问题之后，进一步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将现代化建设作为该国的中心任务。“一个国家只有将现代化作为其主要的发展目标，方能将该国主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基本政策取向集中于此，方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扰，动员自身的一切社会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使现代化道路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倒逼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否则这个国家就无法站住脚，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堪称成功的典型案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自此，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全力以赴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的历史进步。
第三，全球化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成。当一个国家独立且具有主权和自主意识，并将现代化建设作为其时代中心任务，全球化就能够积极促进这个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成。
其一，全球化有助于催生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取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要面临巨大的、全面的压力与挑战，一个国家只要不甘落后，就必然会生发出一种国家共同体层面上的强劲进取精神和超越意识。在这种进取精神和超越意识的作用下，国家中的不同群体就会消除一些隔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磨损，这个国家的潜能就能够集中于一个关键方向、关键点上释放，进而促成一种巨大的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
其二，全球化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现代化反思意识的形成。以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是封闭的社会。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单将民族自身作为参照，永远摆脱不了封闭的思维方式，始终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认识民族本身的长处和短处”。这是传统社会缺乏足够的动能、不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则不然，它是以现代大工业为物质基础和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体制的开放的社会。对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必要的反思有助于其自身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持续生成和激活，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习近平指出：“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其三，全球化有助于催生较为强劲的社会动员。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发展中国家不但能够以整体化的国家力量强化共同体内部的整合性和凝聚力，形成有效的社会团结，而且能够将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并将之放到最为重要的部位使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主动地形成一些重要的发展生长点。据此，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社会离散问题，有效地解决生产资本、人力资本明显匮乏等重要问题。以中国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成功地通过社会动员方式，有效地将全国人民高度团结在一起，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同时，通过多种方式的有效运用，成功地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现代化初期的主要任务。
全球化能够有力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
从物质基础支撑的维度看，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以至于离开了全球化，一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
第一，全球化有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一个国家的现代经济能否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效率如何，而效率又同生产要素是否能够实现有效配置直接相关。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方能实现。习近平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空间是相对有限的，往往无法满足该国生产要素进行最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只有通过全球化，借助世界性的市场空间，一个国家方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更有效配置。
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齐格蒙特·鲍曼所言不谬：“在后空间战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例如，对于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与此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能力也相应较强，它们只有将市场拓展至全世界范围，通过世界市场的流动性，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才有可能将其所蕴含的生产潜能变为现实的生产能力。习近平强调，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大都存在严重的资本短缺问题。这一问题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难以启动、起飞的制约性条件。要解决这一难题，发展中国家大致可以采取两种可行的途径：一是提高国内储蓄率，二是引进外资。从世界范围看，“1986—1990年，年平均国外投资额为260亿美元，到1996年，则增加到2500亿美元，6年间几乎增加到之前的10倍”，这些国外投资额中的较大份额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有效地推动了自身的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有助于现代经济经营方式的发展和完善。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其市场经济经营方式也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而在市场经济经营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化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作用。
从宏观的角度看，全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发展中国家进行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建设。作为全球化重要参与方的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受少数霸权国家的一些负面影响而并不能够完全保障所有成员国经济互动的公平性，但是应当承认的是，它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宣传坚持“开放、平等、互惠”的原则，要保障各成员国之间市场行为的公平性，并且通过一整套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确保这一原则的实施。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都必须承诺具备公平竞争精神、遵循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疑有助于其市场经济的逐渐规范和完善。
从微观的角度看，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来说，现代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企业是否能够形成竞争力、企业家是否能够具有创新精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否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就无法应对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竞争，尤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而就发展中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言，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向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学习，汲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全球化能够有效提升人的现代化建设能力
从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维度看，全球化能够有效提升人的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毋庸置疑，人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既然现代化建设是依靠人去推进的，那么人力资本的状况就不可能不影响到现代化基本动力的状况。无论是从国家层面上的现代化活力的维度看，还是从物质基础支撑力的维度看，这一切均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开发。习近平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现代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推动科学技术现代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整体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好现代人力资本问题，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而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好现代人力资本问题，则取决于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对外开放，以及能否用好全球化这个有利的时代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多样的具体实践活动，有效地促进其现代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全球化对人的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有助于现代型企业家队伍的建设。现代型企业家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最为重要的直接推动力量。而这样一支队伍在闭关锁国的情形下是无法形成的。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企业家队伍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企业家所面临的不只是来自本国企业家的竞争压力，还必须面对来自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企业家的激烈的、持续存在的竞争。哪怕是自己某方面的竞争力暂时居于优先地位，也有可能在不久之后面临别的国家、别的企业的挑战。正是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存在的竞争压力，客观上能够促进本国现代型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并不断地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正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中国大量企业家主动采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地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积极应对别的国家、别的企业的竞争压力。“中国石油、华为、海尔、联想等大型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均将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战略重点，借鉴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经验，结合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行业特点，加大对管理类人才和专业技术类人才的招聘、海外培训、岗位锻炼等环节的把控，加快培养本企业的国际化人才。”可以说，在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后，在外国企业家强大竞争力的压力之下，中国的现代型企业家队伍开始初步形成，并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在某些领域逐渐形成了某种明显的、甚至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的竞争优势，这使得相应的生产领域也逐渐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全球化有助于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之所以拥有发达的经济，不仅在于其生产能力的先进，更在于其科学技术的先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优势，大力引进优秀的人才。以美国为例，“1962年美国移民法放宽限制后，1962—1980年间，世界上共有50万科技人员迁移到美国。”对于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状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管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曾经多么薄弱，不管发展中国家的主观意愿如何，它所对标竞争的只能是发达国家已经领先数百年的科学技术水准和科学技术人才队伍。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以高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平均发展的速度全力以赴地发展自身的科学技术。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
从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以国家的力量来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好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全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一，走出去的方式。1978年以来，中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急速增长。1978年留学人员为860人，1980年为2124人，2000年为38989人，2005年为118515人，2010年为284700人，2015年为523700人，2020年进一步增长至703500人。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以来，留学回国人员占留学总人数的比例开始超过一半。2020年，学成回国人员人数为580300人，占比高达近82.5%。其二，请进来的方式。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等引进境外优秀人才的有力政策。例如，截至2018年，“千人计划已经引进了700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相关政策措施的共同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有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9.36万篇，占世界总量的26.9%，被引用次数为64.96万次，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排在世界第一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第三，全球化有助于国家开放性教育体制的形成。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活动、生产工具、职业分工相对简单以及社会的封闭性，社会成员劳动技能的形成与教育领域基本上是相互脱节的，教育多被视为消费性而不是生产性的事情。当时，社会成员的劳动技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形成的。农业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技能的习得主要依靠长辈带晚辈的方式完成，手工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技能的习得主要依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完成。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大工业兴起之后，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劳动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这就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在这时，单靠经济生产领域无法培养出能够胜任的劳动者。顺理成章，劳动者的培养任务便由教育领域来承担了。”由此，教育领域对于现代化所必需的人才队伍的建设起到了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作用。教育领域覆盖面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包括劳动者、经营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按照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领域以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制分门别类地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可以说，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能否拥有合格的现代化人才队伍。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推进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否具有开放性，便成为该国能否培养出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环境、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人才队伍的关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其教育体制均显示出开放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与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环境相适应，中国的教育体制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此，具有开放性色彩的“三个面向”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中国高校设置了大量面向世界的专业和课程，如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对外贸易、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外社会学、国外法学、国外公共管理学、国外哲学等。中国聘任外籍教师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2020年，中国教育机构的外籍教师数量达到6.71万人。中国还与国外一些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些中外合办的大学。“截至2020年底，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其中本科以上1230个。”“目前，国内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在读员工已超过30万人，我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合作方。”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现代型企业家队伍的建设、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以及开放性教育体制的形成，从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层面上催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现代化建设队伍的形成，有助于开放、包容的现代国民意识的形成。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开放和包容的意识。开放和包容的意识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现代型企业家精神、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为己任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以及开放性的教育体制，无疑会助推包括开放和包容意识在内的现代国民素质的普遍形成和提高。反过来看，社会成员开放、包容意识的普遍形成，对于更加适应全球化的现代化建设队伍的发展又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